黄帝时代的文字现象考古发现

黄帝时代不但在物质生活方面出现了众多发明创造，而且在文化方面也取得了许多成就。如果我们将传说史料中炎帝与黄帝的发明创造加以比较，就会发现，在物质生活方面，炎帝与黄帝都有许多发明创造，而在文化生活方面，黄帝的发明创造与炎帝时代比较起来更具有重大意义。

黄帝时代文字的发明

《拾遗记》卷一：“黄帝……始造书契。”这里的“书契”即指文字。不过，战国、秦汉人的著作则一致认为是黄帝之臣仓颉发明了文字，如《韩非子·五蠹》说：“古者仓颉之作书也，自环者谓之私，背私谓之公，公私之相背也，乃仓颉固以知之矣。”《论衡·对作》篇：“造端更为，前始未有，若仓颉作书，奚仲作车是也。”《论衡·订鬼》：“及仓颉作书，鬼夜哭。”徐《中论·治学》：“仓颉视鸟迹而作书，斯大圣之学乎？”

文字的发明是人类社会进入文明时代的重要标志。文字发明以前曾有用实物记事的阶段。从传说和民族学资料来看，上古记事的主要办法有两种：一是结绳，二是刻契。《易传·系辞下》说：

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

结绳的时代大约在神农氏以前，而刻契符号的使用，大致在神农氏至黄帝时代。到了黄帝时代，经济文化生活的进步，使得结绳记事已无法适应更多、更快地记录、传递信息的需要，仓颉从“兽蹄鸟迹”之中，捉摸出一套方便适用的交流手段，从而发明了文字。皇甫谧在《帝王世纪》中曾指出：黄帝“其史仓颉，又取象鸟迹，始作文字，史官之作，盖自此始。”史与文的关系，可以从汉字构形中得到证实。甲骨文“史”作、、，后来分化为“史”、“吏”、“事”三个字。史从“中”，“又”是“手”，“史”字表明一人手持“中”（典册）。

在新石器时代的早期、中期遗址中，都曾发现有刻契符号。1976年在乐都柳湾马厂类型墓葬中，发现40片骨质记事工具。它由切割加磨的骨片制成，骨片的大小和形式基本一致。在骨片中部的一边或两边，刻着一至三个数量不等的缺口。与此类似的骨刻，在西宁朱家寨也曾出土。

距今7000—8000年前的裴李岗文化，是一支早期新石器文化。在河南，以豫中为中心分布于新郑、密县、登封、巩县、中牟、长葛、鄢陵、郏县、漯河、舞阳、扶沟、项城、商水、临汝、渑池、潢川、方城、淇县等地，共发现五六十处裴李岗文化遗址。新郑及其周围地区，是我国古史传说中少典氏生息、繁衍之地，在这里发现裴李岗文化不是偶然的。在舞阳贾湖裴李岗文化遗址出土的遗物中，在骨笛、龟甲和石器上均有刻画符号，其中如“口”形符号与安阳殷墟甲骨文中的“目”字相似（《河南舞阳贾湖新石器时代遗址第二至第六次发掘报告》，《文物》，1989年第1期）。这些刻画符号应该是仰韶文化陶器刻画符号的先声。

原始社会晚期还发明了记事符号。1949年后多次发现有关实物，仅关中地区仰韶文化遗址中就发现了7处。1954年首先在西安半坡出土的陶器口沿上，发现100多个共约32种刻画符号。其后在陕西宝鸡北首岭、长安五楼、合阳莘村、铜川李家沟、黄陵桥山和临潼姜寨、零口、垣头等仰韶文化遗址中，又曾多次发现，其中以姜寨

发现最多，共发现120多个约40多种符号，有的与半坡的符号相同，有的不见于其他遗址。上述遗址都是分布在关中地区东西长300公里、南北宽100公里的三万平方公里的范围之内。其中有的符号开始规范化，一些符号肯定是数字，如Ⅰ、Ⅱ、Ⅲ等，并为后世继承和采用。这说明居住在这一地区的远古居民，曾使用过相同的记事符号，这些符号与我国文字的形成，有一定的联系和影响，是汉字的先驱（王志俊：《关中地区仰韶文化刻画符号综述》，《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3期）。

半坡遗址的陶器刻画符号发表后，郭沫若就曾指出：半坡彩陶上的刻画，其意义至今虽尚未阐明，但无疑是具有文字性质的符号，“彩陶上的那些刻画记号，可以肯定地说就是中国文字的起源，或者中国原始文字的孑遗。”（郭沫若：《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刘宝才认为：“大量见于陶器上的刻画符号各有一定的含义和相对固定的形状，具备了文字的部分因素，但刻画符号没有读音，还不能算作文字。它的进一步发展才是最初的中国文字。”（《先秦文化散论》，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4页）台湾学者李孝定还曾用“六书”理论，认定半坡陶器符号里已有象形、会意、假借等方面的字，但尚无形声字（《中国文字的原始流变》，《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45本，第2分册、第3分册，197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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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在甘肃、青海的马家窑文化的半山、马厂类型，在年代上晚于仰韶文化类型一千多年乃至二千年，与山东的大汶口文化晚期相当或略晚于大汶口文化晚期。但出土的陶器符号，其性质与半坡类型相似。半山、马厂类型的彩陶符号在20世纪30年代就有发现，而以20世纪70年代青海乐都柳湾墓地出土的彩陶符号最为集中。其种类有130余种，有些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