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了这些纠葛，南巡的筹备工作拖延了好几个月，到秋间才得以成行。这次旅行与巡视北方不同，并无军事上的意义而专为游乐。江南的秀丽风光使正德乐而忘返。然而乐极生悲，在一次捕鱼活动中，皇帝所自驾的轻舟倾覆，虽然获救，但已使圣躬不豫。1520年年底他回到北京，1521年年初就在豹房病死。由于他没有子嗣，于是群臣和皇太后商议，决定迎接今上万历的祖父入继大统，是为嘉靖皇帝。
正德毫不费力地作弄了他的臣僚，显出了他比臣僚确乎要高出一手。其原因，表面看来在于皇帝具有传统赋予的权威，他想要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其实，事情并不如此简单。
百官之所以绝对服从皇帝，即使不说是有条件的，但也决不是无目的的。君主专制本来与文官制度相辅相成，在这庞大的组织中，下层的官员把无数不能尽合事实的书面报告逐级递送到中枢，以其数量之多和情况之复杂而要期望中枢事事处置得宜，自然是不可能的。端坐在宝座上的皇帝，他的力量带有宗教色彩，其神秘之处，就在于可以使不合理的处置合理化。换言之，皇帝的处置纵然不能事事合理，但只要百官都能俯首虚心地接受，则不合理也就成为合理。正德皇帝不去培养这种神秘力量，反而偏要去表现自己的将才帅略，岂不是破坏了臣僚们对他绝对服从的大前提？
正德自称威武大将军，企图把皇帝和作为一个富于活力的年轻人的自己分为两事。不消说，他的臣下是不能接受这些看法的。以本朝幅员之大，人口之多，仅仅为了打败伯颜猛可，动员部队的力量就可能达到这个目的。问题在于，要不是威武大将军朱寿就是正德皇帝，他怎么能出入几个边镇，指挥所有的军队而且有足够的给养补充？反过来说，要是被任命为前敌指挥的将领都能有这样的行动自由，即使战胜外敌，我们的内政岂不大受影响？
事实上，我们的机构设计就不允许高级将领具有这样的自由。各边镇的总兵官一定要受该地区文官的监督，在指定的地区活动。如果不是这样，唐朝的藩镇可能重新出现，成为重大的祸患。而如上面所一再说明的，本朝的立国以伦理道德为根本，以文官集团为支柱，一切行政技术完全在平衡的状态里维持现状而产生。且不用说旁的武官，即使皇帝亲统大军，以动态作前提，迟早也会使国家的人事、行政、税收、补给各项制度发生问题。
正德的一生，一意孤行到这种程度，也有其特殊的原因。他的一生几乎谈不上家庭关系。他的母亲给他的影响微乎其微，宫中的妃嫔也没有一个人对他具有笼络的力量。在他登极的时候，三个大学士都以文章道德著称而缺乏解决实际政治问题的能力。一个天生喜欢活动的年轻人，看到一方面是他的朝廷逐日在按部就班、调和折衷的原则下办事，另一方面则是那么富有刺激性的鼙鼓旌旗、金戈铁马，他自然会不加思索地选择了后者。正德要求实现个性的发展，而帝国的制度则注意于个性的收缩。不论是出于自尊心还是虚荣心，正德利用他皇帝的地位和传统对抗。协助他在对抗中取得上风的，是过去引诱他注意体育、军事的宦官和军官，他们掌握了京城的军队和特务，大量排斥反对他们的文官。他们鼓励皇帝任性放纵，他们自己也因而得以有所作为。
正德的所作所为并没有使以后的皇帝受益。相反的，他使以后的皇帝得到了更多的拘束。他的宠用佞臣，私出宫廷、自任将领，其来势之迅猛竟使想要反对的文官措手不及。文官们虽然认为他有失人君的尊严，但都无可奈何。天子就是天子，这种神秘的力量出诸天赋。但是说到底，他们的绝对服从也不是完全盲目和没有限度的。正德一朝，前后有两个亲王造反，其号召天下的理由，则是皇帝无道，违背了祖宗的成宪。用现代的术语来说，就是破坏了宪法。这两次造反都没有成功，其原因一方面是军事准备不够充分，另一方面是他们对正德业已众叛亲离的估计超过了当时的现实。然则他们作出这样的估计，不惜把身家性命押上而作孤注一掷的赌博，一次失败之后又有第二次，这也未尝不可说明正德的违背成宪已经使他的皇帝资格发生动摇。要不是他在不到30岁的时候就结束了生命，而是更加长期地继续他的所作所为，其后果究竟会怎么样，也确实未可逆料。
他去世以后被谥为“武宗”。从传统的意义上讲，这是一个明褒实贬的溢号。这时候他的亲信江彬仍然掌管京城的军队。文官们以召集开会的名义骗他进宫，一举而将他拿获。他的下场是凌迟处死，家属被没收为奴婢。宣布的罪状，除了引诱大行皇帝做坏事而外，还有勒索私人财产、奸污处女和寡妇等等，无疑是恶贯满盈。
当今上万历皇帝在1572年登极，他那位富有情趣的叔祖已经去世51年了。虽然如此，正德的一生所为仍然没有被人忘记。如果说过去由于文官们没有防备而让正德任意妄为，那么这一教训正好成了历史的殷鉴。他们决心不再让朝廷的大权放在一个年轻人手里，听凭他任意使用，而是要设法把皇帝引进他们所崇奉的规范里。文官们让他从小接受翰林的教育，注意他的家庭生活和私人活动，尤其防止他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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