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 盖尔芒特家那边 （5）

含糊不清，这使他发生了兴趣。这个表达方式，他确实在一些论文集上见过一、两回，但他没有赋予它明确的词义。我母亲对我父亲一向十分敬重，既然我父亲对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有个思想库这件事颇感兴趣，她也就断定这件事值得重视了。尽管她从我外祖母那里早就知道侯爵夫人的底细，但还是对她立即产生了好感。我外祖母身体不太好，她开始不赞成我去拜访侯爵夫人，后来不坚持了。我们搬进新居以来，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好几次邀请外祖母，但她每次都写信回绝了，说她现在不出门。也不知是什么原因，她突然改变了习惯，不再亲自封信，而由弗朗索瓦丝代劳。至于我，尽管我想象不出这个“思想库”是什么样子，但是，如果我看见巴尔贝克海滩的那个老妇人坐在一张“办公桌①”前，我是不会感到吃惊的。况且事实也正是这样——

①在这里“库”和“办公桌”在法语中是一个字。

此外，我父亲打算竞选法兰西学院通讯院士，他想知道诺布瓦大使的支持能不能使他赢得更多的选票。说实话，他对德-诺布瓦先生的支持虽然不敢怀疑，但也没有十分把握。部里有人对我父亲说，德-诺布瓦先生想使自己成为外交部在法兰西学院的唯一代表，他会设置重重障碍，阻挠别人当候选人；况且，他眼下正在支持另一个人，也就更不会支持我父亲了。但我父亲却认为这是对德-诺布瓦先生的诽谤。然而，当杰出的经济学家勒鲁瓦-博里厄劝他参加竞选，并给他分析当选的可能性时，他看到在勒鲁瓦-博里厄列举的支持他的同事中没有德-诺布瓦先生的名字，很受震动。他不敢直接去找诺布瓦先生，但他希望我对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的拜访能给他带回德-诺布瓦先生的支持。事不宜迟。德-诺布瓦先生的宣传能确保我父亲获得法兰西学院三分之二的选票；况且，大使乐于助人是出了名的，就连最不喜欢他的人对此也不否认。因此我父亲认为得到他的支持很有可能。再说，在部里，他对我父亲要比对其他人的保护更加明显。

我父亲还遇见了一个人，使他又惊又气。他在街上碰到了萨士拉夫人。这个女人生活很拮据，因此很少来巴黎。要来也只是到一个女友家里。没有人比萨士拉夫人更使我父亲讨厌的了。每年，我母亲都要温和地恳求我父亲一次：“朋友，我应该邀请萨士拉夫人了，她不会呆很久的。”甚至还说：“朋友，听我说，我要求你作一次大让步，去拜访萨士拉夫人。你知道我不想让你烦恼，但你要是能去，我就太高兴了。”他笑了，有几分勉强，但还是去了。因此，尽管他不喜欢萨士拉夫人，但当他在街上看见她时，还是朝她走去，并且向她脱帽致敬。可是令他吃惊的是，萨士拉夫人只是迫于礼貌，朝他冷冷地点点头，仿佛他干了什么坏事，或者被判处到另一个半球上去生活似的。我父亲带着满脸的怒气和惊愕回到家里。第二天，我母亲在一个沙龙里遇见萨士拉夫人。她没有把手伸给我母亲，只是心不在焉地、忧郁地朝她笑了笑，仿佛我母亲是她儿时一起玩耍的朋友，因为生活堕落，嫁了一个苦役犯，或者更糟，嫁给了一个离过婚的人，因而萨士拉夫人同她断绝了来往。然而从前，我父母亲每次见到萨士拉夫人总是彬彬有礼，而萨士拉夫人对我父母亲也一向十分敬重。我母亲哪里知道，在贡布雷，在萨士拉夫人那一类人中，只有她一个人是重审派。而我父亲是梅尔纳①先生的朋友，对德雷福斯的罪状深信无疑。他同事要他在一张要求重审的请愿书上签字，他让他们碰了一鼻子灰。当他知道我的行动准则和他不一样时，他一个星期没同我说一句话。他的观点无人不晓，都快给他戴上民族主义者的帽子了。至于我的外祖母，家里人数她最宽宏大量，恐怕也只有她一个人流露出怀疑。每当有人谈到德雷福斯可能无罪时，她总是摇摇头，谁也不知道她想表示什么意思，仿佛她正在思考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被人打搅了，因而摇了摇头。我母亲一方面全心全意地爱着我父亲，另一方面又希望我有独立的见解，因此举棋不定，干脆沉默不语。我外祖父崇拜军队（尽管他在国民自卫队里的服役是他壮年时代的恶梦），在贡布雷，每次看见一个团从门前经过，他都要脱帽向上校和军旗致敬。这一切足以使萨士拉夫人把我父亲和外祖父看成不公正的帮凶，尽管她完全知道他们大公无私，光明磊落。个人的罪行可以原谅，但参与集体犯罪却绝对不能宽恕。当她得知我父亲是反重审派时，就立即用几个大陆的空间和几个世纪的时间把她自己同我父亲隔开。既然两人在时空上相隔千年，相距万里，我父亲自然就看不见她的致意了，而她也不会想到同他握手和说话，因为这些礼节是不能横越他们中间的距离的——

①梅尔纳（1838-1925），法国政治家。1896年任内阁总理，竭力反对重审德雷福斯案。

圣卢要来巴黎了，他答应带我到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家去。我希望能在那里遇见德-盖尔芒特夫人，但我没把这个想法告诉他。他要我和他的情妇一起去饭店吃午饭，然后我们送她到剧院去参加排演。我们必须一早动身，到巴黎郊区她的住所去接她。

我对圣卢说，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