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看了看手术盘里的工具。它们简单而实用：几把锋利的解剖刀和小手术刀，镊子和夹钳，一把钝头弯剪，一只凿子，一柄木槌，一把称手的锯子，一台称量内脏的秤，一把标了厘米和毫米刻度、用来测量内脏的尺，一把制作内脏切片的扁平长刀，各式海绵，以及尸检完成后缝合尸体的针线，还有解剖台的桌脚边用来装体液的桶。当然，他首要的工具是显微镜，用来检查活检标本、切下的组织标本以及体液样本。组织学检测是他工作的关键一环。在病理医师的显微镜下，生命和死亡在灯火通明的圆圈里搏斗，类似细胞世界里的斗牛。病理医师的工作就是要在斗牛士细胞中间找出那头公牛。
他本该把尸体推走，几分钟后拿回几个切片，就说是从她丈夫身上取下的标本。反正她也分不清楚。他会透过何塞的双镜头显微镜扫视这些五彩缤纷的景观，一边用医学术语搪塞她。啊，是的，一切显而易见，卡斯特罗太太。你看这里和这里的纹理。这是典型的病灶。毫无疑问，你丈夫死于肝癌。 或者，既然她竭力避免那个词，他应该说她丈夫曾带着肝癌活着。然后她就可以走了。虽然悲痛难当，但心愿已了。她可以继续生活，也免了目睹丈夫开膛破肚的一幕。
但已经太迟了。她就站在那里，紧挨着解剖台，对他为她准备的椅子视而不见。
也许他可以请她坐在梅洛太太的小隔间里。要是没了任劳任怨的梅洛太太，他和何塞该怎么办？她的办公室只能勉强放下一张办公桌，桌上放着她的打字机，打字机对着的墙那边是两间相邻的解剖室。墙上一人高处开了两个小窗，各与一间解剖室相通，窗内嵌着稻草编成的帘子。她可以透过帘子上细密的小孔听见声音，却看不到解剖的场面。否则一旦她看见湿淋淋的器官和开膛破肚的尸体，一定会尖叫着晕过去。她来这里是做记录的，不是接受测试的。她打字既快又准，拉丁文拼写水平一流。有了梅洛太太的协助，他和何塞可以一边观察一边口述，不必停下来书写。他们有那么多的尸检要做。平常，当一位大夫解剖、口述时，另一位大夫就在另一台收尾、休息，再准备下一台尸检。他们如此轮换，马不停蹄地解剖了一具又一具尸体。
有时，在他去塞西利奥神父那里忏悔之后，他会忽然想到：梅洛太太也很适合聆听忏悔。传到她耳朵里的血淋淋的真相远比塞西利奥神父要多。
他日常解剖时会戴上胶皮手套，这是近些年广受欢迎的一项技术革新。他对自己的手套爱护有加，每天用肥皂和水刷洗，并用二碘化汞酒精保持湿润。不过现在他有点儿犹豫。如果戴上手套，玛丽亚·卡斯特罗或许会认为他厌恶她丈夫的尸体。在这种情况下，最好还是回归古老的裸手解剖。
但他首先得更换粘蝇纸。由于葡萄牙的宜人气候，苍蝇成了让人头疼的问题。它们兴盛地繁衍，四处传播病菌。他要求自己定期更换垂在解剖室里的黄色螺旋形胶带。
“请见谅，”他对玛丽亚·卡斯特罗说，“卫生、秩序、流程——这些都非常重要。”他端起为她准备的椅子，放在用过的胶带下方。他爬上椅子，取下粘满肥硕死蝇的胶带，换上一条崭新、明亮、黏性十足的胶带。
玛丽亚·卡斯特罗安静地看着他。
他站在椅子上俯视解剖台。那些尸体躺在台上从来不会显大。这一方面是因为解剖台是照着最魁梧的身材打造的，而且尸体是全裸的。但还有别的原因。那个名叫“灵魂”的包裹占据了惊人的空间，仿佛一个嘹亮的声音。根据美国的邓肯·麦克杜格尔医生的实验，它的重量是二十一克。它消失以后，肉体似乎缩小了。当然，那发生在尸体腐烂浮肿之前。
拉斐尔·卡斯特罗似乎还没有腐烂浮肿的迹象，大概可以归功于严寒，也多亏了他在手提箱里一路所受的颠簸。欧塞比奥已经习惯了在工作时间邂逅莫提斯 (18) 三姐妹。老大艾尔戈 (19) 把死者冷却到室温；老二利沃尔 (20) 会利落地涂上她最爱的色调——身体朝上的一半变为黄褐色，朝下的一半内血液沉积，呈现紫红色；最小的瑞戈尔 (21) 让尸体变得僵硬，硬得一碰手脚骨头就会折断。她们是快乐的三姐妹，是蹂躏了无数尸身的老处女。
拉斐尔·卡斯特罗的耳朵泛出深紫色，那是利沃尔·莫提斯唯一触摸过的地方。他的嘴张着。在濒死的痛苦瞬间，身体最后一次撞在永恒之门上，那道门随之敞开。身体抽搐着，胸腔里的气息咯咯作响，然后嘴一张，一切就结束了。也许张开嘴是为了释放那二十一克，也可能只是下颌肌肉放松了。无论出于什么死因，来到这里的死者的嘴通常紧闭着，因为尸体被送来之前已清洗妥当，一条纱布绕过下颌，在头顶系一个结，双手绑在一起放在身前，直肠和子宫（如果有的话）用棉花填满。要翻开人体这本书，第一步就要剪断这些线，并取出填充物。
牙齿看上去状况不错，这有些出人意料，因为饲养牲口的农夫一般都骨骼健壮却满口烂牙。
大脚趾上没有挂着注明死者身份的标签。欧塞比奥只能相信死者确实是来自图伊泽洛村的拉斐尔·米格尔·桑托斯·卡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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