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去往重庆的火车上，那个三陪女孩睡在上铺，她为自己能买得起一张硬卧票而骄傲（同行的小姐妹只够有钱买硬座并因此耽误在车站），天气真好，十月上旬仍有点热，她穿着吊带衫，踩着我的床铺往上爬，大声问，中铺为啥子没有人嘛？我说中铺很逼仄，容易让人做噩梦。
车到杭州，对面床铺的人下车了，这个近似宿舍的空间只剩我和她两人。她显得亢奋，问道，为啥子那个人到杭州还要买一张卧铺，这不是浪费钱吗？我耐心地说：这很容易解释，硬座全都满了，他买了一张硬卧，如此而已。她根本没听我在讲什么，她开始语无伦次讲自己的身世，对着一个陌生人。令人费解，那些在路途中的女孩大部分都沉默，或疲倦或警惕，后来她说自己是做三陪的，我觉得，至少也算是一种解释吧。
她在盛泽做事，坐长途汽车到上海，再转火车，目的地是重庆的綦江。至于到达綦江以后还要坐多久的中巴车，她没说，她声称自己是重庆人，父母是农民，她还有两个表姐也在盛泽做事。她念过高中，这很重要，她听说我是仓库管理员之后问我有没有读到高中毕业，我说，有的。
她长得很清秀，我记得她的白色吊带衫，以及瘦削的肩膀，吊带总是挂到手臂上，一会儿是左边，一会儿是右边。她毫不介意，想得起来的时候拽一下。
盛泽离铁井不远，是座镇，我没去过。她立刻说盛泽很发达，有钱，中国最富的镇，当地的纺织厂老板身家千万。讲话的口气像是担心我看轻了盛泽，或她本人。接下来，她说自己在盛泽做三陪。我想怎么可能有人主动承认自己是三陪女呢，但当场没问，不礼貌。一个多小时，她就盘腿坐在我的床铺上与我说话，倒像是大学里某个写诗的女生，幼稚，热情，夸夸其谈。我辨别不出很多风尘女孩身上的风尘气，觉得那只是一种普通气质罢了。
将一个陌生人构思成为小说，犹如在脑海中杀死他，解剖他，最后送入虚构的焚尸炉。（这比喻并不恰当，小念头放大以后的夸张言辞。）我看着眼前的小三陪女，心想，照李东白那种故作恶意的写法，她怕是死定了，钉在某根耻辱柱上了，谁让她如此亢奋呢？她仍然喋喋不休，讲到工作，就是在镇上的夜总会陪客人喝酒唱歌。我随口问她是否出台，她停顿了两秒才回答：看心情咯。
她回到上铺，哼歌给自己听，不再理我。天黑后又爬下来问我有没有吃的，我给了她一碗泡面，她兑上热水，坐在我对面铺位上，趴在桌板看着它，嘴里数着数字，又自言自语道，我饿啦。总之，心情不错。吃完泡面，她说：谢谢你，老板。我说我是一个仓管员，不必揶揄我。她说：我不会看不起穷人。我笑了，说这是美德。她说：因为有很多有钱人非常低调！他们只是看起来像穷人。
她再次语无伦次，向我讲述夜总会里鸡零狗碎的故事，关于低调的富人——有一天，一个衣着普通的男人走进来，他穿着一双解放鞋，态度冷淡，坐在角落不说话。他看起来是一个又土又衰的穷鬼啊，这样的人来到夜总会通常只是想开开眼界，占点小便宜。所有的姑娘都离他远远的，不搭理他。于是这个穿解放鞋的男人不动声色地掏出一沓现金（显然是被激怒了），给了她们每人二百。
从那以后我再也不会看不起穿解放鞋的男人了。她认真地告诉我。
我听了这个故事只问她，做了多久三陪。她说没多久，表姐在这里落脚两年，四月份把她带过来的。我问她开心吗。她说当然开心，只要离开家乡，离开农村去城市里，哪儿都开心。我没提醒她盛泽只是一个镇。
天很快就黑了，这天夜里，她睡在我对面的下铺，我们各自侧卧，隔着一条过道，我没有把小瓶装的白酒拿出来喝掉，因此有点失眠。我睁开眼时，发现她在昏暗中看着我，火车经过某个小站，外面的灯光掠过她的脸。真奇怪她为什么要看着我，后来列车员进来，把她赶回了上铺。我本想在她的凝视中入睡，也是奇异的念头之一。
第二天她叫醒我，问道：知道我为什么失眠吗？没等我猜，她说：因为像我这种女孩总是后半夜睡觉，中午起床。我的生物钟调不过来。
火车正在山里开着，天空仍然晴朗，铁路两边的风景与九八年相比没有任何改变，有一朵孤云挂在半空，像是跟随着列车，渐渐落后，未及退场便消散不见了。我想起一些发生在九八年的事，并不遥远但也已经消散。那女孩又坐到我的床铺上，继续讲述她的夜总会生活。
她说她的表姐之一，爱买衣服，出手阔绰。我顺口问，是香奈儿吗？她说不，然后茫然地瞪视着我，我估计她并不知道这个牌子。接着，她说：我姐姐买衣服都是去服装批发市场，一样的白衬衫买十件！我用同样茫然的眼神瞪视着她，然后大笑起来，为她吹的天真的牛皮。
可惜，我表姐遇到扫黄，她被送去劳教啦。她说，可能要半年才能出来。
我再次被她没心没肺的样子打动，我问她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才决定回家，她说，当然不是，我回家另有事情，但不能告诉你。你肯定以为夜总会也被抄了，其实不是啦，我们的大老板路子很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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