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汇合，一条是长江，另一条是嘉陵江，但搞不清眼前这一条是什么，也没有问人。所在之处非常荒凉，道路一侧是山，是茂密的树林，另一侧的江水在很低的地方流过，像峡谷一样。江对面是密集的房子，吊脚楼层层叠叠蔓延到山上，仿佛世界一下子倾倒了或站立起来。空气潮湿，沿路的树木上仍积着灰尘。他往前走了一段，发现自己并未身处荒郊，山后面立即出现了市集，人都在街边打麻将，吃米线，棒棒随处可见，洗头小姐安坐一隅。这让他意识到自己是一个生活在平原上的年轻人。
他从这个不知所谓的地方再搭车，到了解放碑，又顺着十八梯往下走。他对这座山城有了新的印象，在岩石地基上建造的起起伏伏的高楼和平房，奇形怪状的隧道和涵洞，穿越建筑物而固定在山上的石板路。这座城市里没有自行车，车绕着山跑，一辆在眼皮底下的车可能需要走很多个来回才能开到身前，摩托车很多，但最值得信任的仍然是挑夫，靠他们一步一步走出来的世界。这就是布罗代尔所说的地区人口过剩导致的人力廉价、技术落后，一个古老国家的遗影，也是前现代社会的奇迹景观。不明白为什么，他喜欢这种景观，尽管他是一个生活在平原上的年轻人。
他坐着中巴车往回走，晚饭时间，女孩们上工，有一个打扮妖娆的胖女孩与他同座，抽烟，一言不发。两人同时到站，女孩扔下半截香烟，用一种极度憎恶的神色踩扁了它，下车走向红灯区。他回到旅馆门口，小苹果的店也开张了，她站在门口同样是抽着烟，穿着短裙和高跟鞋，旁若无人，欢快地唱着《孤独的人是可耻的》。端木云想，太奇怪了，它怎么可能是由一个妓女唱出口来。
端木打电话给沉铃，说自己已经到重庆了。沉铃很意外，说本来应该去火车站接你的，什么时候到的。端木说自己来了已经两天了，住在小旅馆里，独自玩了一阵子。沉铃说你不用自己住旅馆啊，我们安排酒店了。端木说，我提前到了。沉铃说这有什么，多住两三天我们还是负担得起的。
上午，两人在解放碑下面见面，端木云背着包，穿着几乎晾干的白衬衫，脚上是一双廉价的球鞋。沉铃到得迟了，看他站着在读书，便问他读什么。端木说是托马斯·伍尔夫的《天使，望故乡》。沉铃没有读过，问他好看吗，端木说好，是一本伟大作家写的小说。
然后，沉铃说，哎呀，你真是和我想象中一模一样，比想象中更瘦。
端木云没有办法回答她。沉铃带着他，在解放碑附近绕了一小圈，走进一家宾馆，里面的装潢像是解放前的，西式，陈旧，以深棕色为基调铺陈开来。沉铃办了手续，把房卡给他，送他到电梯门口，叮嘱道，洗澡，半个小时后下来，我在大堂等你。端木忽然问沉铃，我们几个人一间。沉铃说，一人一间房。
他听大学文学社的朋友说起，这种研讨活动，有时会慢待没名气的青年作家，住在相对较差的旅馆，或者两个人合住一间房。沉铃说，我们很有诚意的，现在文学杂志不太景气，但我们有钱，两家赞助商。
他洗好澡下楼，大堂里很多人，沉铃介绍了一下，到场的有副主编和编辑部主任，剩下的就是参加笔会的作家。以资历而言，端木云谈不上是作家，但是大家很客气地称他是青年作家。沉铃是初审编辑，大学毕业三年。她拢了几个人过来介绍给他认识：一个叫李东白的青年作家，较为著名，刚刚发表了一部十万字的小说，留着披肩长发，穿西装，像个诗人。一个叫单小川的更年轻的作家，和端木云同龄，在万县做老师，似乎很受副主编的青睐，大伙都喊他小川。他很健谈，非常谦虚，在所有人的名字后面都缀以老师的称谓。最后一个是笔名叫玄雨的女青年，她在刊物上发表了处女作，身高有一米七五，感觉她总是佝偻着身体，也不太讲话。沉铃说，你们四个都是我的作者。李东白就说，阵容庞大啊，沉铃老师。
第二天的笔会给了一个主题，探讨本世纪末的小说写作，编辑部方面先发言，接着是作者。发言非常无趣，老作家们对世纪末缺乏想象力，青年作家们心不在焉。中间端木云打了一次瞌睡，沉铃坐在他身边，用手肘撞了他一下。端木惊醒，沉铃说我们主任在讲话哪，你等会儿再睡。自此端木也就不睡了。会议中，有几个人抽烟非常凶，屋子里极呛，仿佛大伙真的是在讨论一件严肃而有意义的事情，这场面有趣。下午到歌乐山转了一圈，又驱车去看沿江的吊脚楼，晚饭在一家馆子里开了四桌，大家一下子放开了，称兄道弟，酒喝得很快，一部分人喝山城啤酒，另一部分人喝剑南春。端木云坐的这一桌全是年轻人，身边的玄雨一言不发。有一位中年作家异常活跃，端着酒杯到处找人喝酒，与李东白、单小川喝得投缘。端木云没有敬酒碰杯的习惯，晚上回到房间后，认真看了几期杂志，在浴缸里泡一会儿才睡觉。
第三天一早仍然是开会，有好几个人没起得来，大部分人的脸都肿着，另有一个因为吃拉肚子去医院了。气氛仍然很友好，编辑拿出一本红色封面的贵宾签名本，说是昨天忘记带了，今天大家落笔签名。几个人拿着马克笔在纸上签名，小川用的是钢笔，李东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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