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艺术展示

内的服装。她戴着一条隐约有着法国风格的围巾。在店内，我们还能听到外面路上工程队在钻地，节奏重复，声音单调而低沉。她走向窗边，小心地把窗子关上。一生都在录音室度过的她，习惯了努力把杂音变得最小。

1988年，我第一次来到伦敦当互惠生 (7) 。但实际上，我来到这里的目的是寻找音乐家。我知道伦敦有音乐，而巴黎没有——在巴黎，人们的自我都太膨胀了，却没有什么行动力。全是讲话、彼此评判，没有行动。不好意思，如果真想做点艺术成果出来，你就必须行动起来，把扩音器拿出来，练习起来。在伦敦，大家看起来都是行动派，而不只是夸夸其谈。所以伦敦深深吸引着我。

我想做音乐，仅此而已。音乐，音乐，音乐，音乐。音乐是我唯一的朋友，是我唯一存在的理由。我经常去63号湾 (8) ，这地方大概在诺丁山的拉德布罗克林 (9) 一带；我通常在周六晚上去，他们那里经常搞雷鬼 (10) 或者洛克斯代迪音乐主题夜。我知道自己是在找寻某种东西，只是不知道我所找寻的究竟是什么。我觉得交朋友很难，因为我是法国人，法国人很粗鲁的，你知道吧？我们有一说一，不懂得把话说漂亮一点。我总是不加润饰地把话直接说出来，经常会吓到别人。所以我要学习怎么恰当地讲话，学会更礼貌一些。在伦敦，人们说的话都是有背后含义的。你不能直言直语，有时候需要说反话。不过后来，我在抹香鲸酒吧认识一个男人，我们交往了一段时间，他把我带进了这个世界。我们去了很多小酒吧、独立酒吧——不是说那种只做独立音乐的酒吧，而是说在那里搞音乐的人都有那种自己动手的意识。氛围里充满感官刺激、活色生香、生机勃勃。不是什么神秘地下音乐活动，但氛围特别好。

我在法国的一场音乐会上遇见了提姆 (11) ，然后就决定先等一年——我不想回伦敦当互惠生了。我在法国当了六个月的临时工，赚了点钱，然后就搬到了位于巴金 (12) 的提姆父母家，在那里住了三个月，之后我们一起到南伦敦的布里克斯顿这里。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一直住在这一带了：坎伯韦尔、佩卡姆、布里克斯顿等等。其实，伦敦对人是有些敌意的，你知道吧？它已经不是那个浪漫的伦敦了。我对它的感觉就是，这是我居住的地方，我得应付一切。然后，我们就开始组建立体声实验室乐队。我们还领过失业救济金，这就是这场冒险的开始。差不多每天晚上，我们都去看演出。去得最多的白马酒吧，位于汉普斯特德的白赛姿公园，因为香肠机乐队在那儿。他们带来了很多乐队，每次只需要2到3英镑的入场费。我记得我看过口香糖乐队 (13) 的现场。每周，信仰疗愈者乐队 (14) 也会演出。很多美国的乐队都会来。比基尼杀戮乐队 (15) 就来过，还有一个女子摇滚乐团，叫什么名字来着？——她们出过一个曲子叫《致母亲》，里面有一个金发女孩，她可是个奇怪的人。你记得她们么？

但是整个音乐界当时——也就是涅槃乐队 (16) 的那个时期——充斥着这种，怎么说呢，小乐队。也不能说他们很次，他们都挺棒的。这一波潮流，从20世纪90年代早期一直延续了十年。我们以前经常去新十字街那边的会场酒吧，或者是卡姆登的猎鹰酒吧。猎鹰酒吧可大了：一边放着英式酒吧的音乐，另外一边则是演出场地。“我血淋淋的情人节” (17) 就是那个时候流行起来的。我们还去了哪儿呢？在卡姆登，地下世界酒吧之类的场馆也开了，但是这种场馆跟之前的不一样，这些更专业，不再是那种酒吧的氛围了。对了，我们还去过肯特镇酒吧、乡镇酒吧等等——那个时候，大一些的乐队会去那里演出。我们参加了好多这样的音乐会。

同时，我们自己也开始慢慢组建乐队，开始录音；虽然缺少资金，但事情还是在推进，有了些起色。我们从一个非常小的乐队，到开始收到乐评、甚至获得《新音乐快递》 (18) 杂志“每周金曲”的荣誉——还是《旋律创作者》 (19) 杂志呢？我有点记不清了。我们曾经给结婚贺礼乐队 (20) 友情演出，那应该是我们的第一场音乐会，观众有上千人。

我们还常常去博罗市场附近的工作室练习，那个工作室叫黑皇后工作室，设立在万圣教堂里。我们有一阵子一直在那儿录歌，录了整整六个月。在那小屋里实在是闷得难受时，我会借一辆自行车，沿着河岸线骑上骑下——就是围绕着滑铁卢桥和南岸住宅区骑行。南岸那一块，那时候还没有泰特美术馆 (21) 呢，只有一栋毫不起眼的、幻影一般的大楼。

那个时候，不知怎么的，你都没办法注意到它。它看起来只是一团影子一般的存在。现在它闪闪发光了。它是泰特美术馆了。现在的它让人无法忽略，人来人往。以前它的确不引人注意，不过有一天晚上，我留意到它。我在它面前停下，看向水里，然后突然感到背后有影子——我想，是什么奇怪的东西在我的背后？我转过头，原来是这座我以前从未留意的建筑物。那一刻，我感到一阵战栗，都差点落泪了。原来是你啊，我这么想。从一座建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