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两位永垂不朽的逝者：阿连德和聂鲁达

的逝者

在瓦尔帕莱索，能感受到对阿连德更炽烈的崇敬。在这座熙熙攘攘的港口城市，他出生、成长，为日后的政治生涯做准备。在城中一个信仰无政府主义的鞋匠家里，他读到了第一批理论著作，也染上了对国际象棋终生的痴迷。他的祖父拉蒙·阿连德是智利第一所世俗学校的创始人，同时也是智利第一所共济会堂的奠基人。萨尔瓦多·阿连德后来在那里晋升为最高等级的大师。他一生值得追忆的政治活动最早发生在所谓的“社会主义十二天”时期，传奇人物玛尔马杜克·格罗夫 [1] 策划了这场运动，此人的弟弟娶了阿连德的姐姐。

奇怪的是，独裁政府竟准许将阿连德下葬在瓦尔帕莱索，毫无疑问，这正是他本人所期待的长眠之地。没有讣告，没有葬礼，一九七三年九月十一日夜里，空军一架旧式直升机将遗体运送到这座城市，一路上南方凛冽的寒风从裂缝灌进机舱。陪伴遗体旁边的只有他的妻子奥尔滕西娅·布思和他的妹妹劳拉。军事委员会情报局的一位前成员跟随首批突击队员冲进了拉莫内达宫，他向美国记者托马斯·豪瑟透露，自己见过总统的尸体：“头颅炸开，脑浆溅在地面和墙上。”或许是出于这个原因，当总统遗孀要求看一看躺在棺椁里的丈夫的遗容时，军官们拒绝掀开遮挡，只让她见了一具布单覆盖的人形。阿连德被安葬在圣伊内斯墓地的玛尔马杜克·格罗夫家族陵园里，墓前除了他遗孀摆放的花束再无他物，花束缎带上写道：“智利总统萨尔瓦多·阿连德长眠于斯。”独裁政府原以为用这个方法能冲淡民众的追悼，但这是徒劳的。他的墓地现已成为终年无休的朝圣地，墓石上永远摆放着无名者敬献的鲜花。为了限制祭奠活动，政府谎称遗体已迁往他处，但墓前仍是鲜花常新。

另一位继续受新一代崇敬的人物是巴勃罗·聂鲁达，到海滨黑岛故居纪念他的人络绎不绝。虽名为“黑岛”，但这个富于传奇色彩的居所既不在岛上，也非黑色。这里原本是从瓦尔帕莱索出发、沿圣安东尼奥公路向南四十公里处的一座渔村，村中有参天松柏间黄土铺就的小径，有时常掀起巨浪的绿色海面。巴勃罗·聂鲁达在黑岛有一所房子，那里现今成了全世界恋人的圣地。当意大利组还在瓦尔帕莱索拍摄最后几组镜头时，我和弗朗奇先一步赶到，提前制定拍摄方案。值勤警察给我们指点方位，告诉我们哪儿是木桥，哪儿是旅馆，哪些是聂鲁达诗句里描写过的地点，可最后他却告知我们，故居不准参观。

“可以在外面瞧瞧。”他说。

在旅馆等待摄制组到来的这段时间，我们领悟到诗人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了黑岛的灵魂。当他还在世时，这里住满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年轻人，他们手中唯一的导游书就是聂鲁达的《二十首情诗》。他们别无所求，只期望有机会偶遇诗人，或请他亲笔签名，留下黑岛旅行的回忆，就心满意足了。那段日子里，旅馆是个欢闹而嘈杂的地方，聂鲁达时不时现身，身穿色彩花哨的披风，头顶安第斯便帽，身躯庞大，行动迟缓，仿佛教皇一般。他到旅馆来要么是打电话——他怕受打扰，把自家电话拆掉了——要么是来找旅馆老板娘堂娜埃莱娜商量当晚在他家给来宾们准备什么样的晚宴。据说旅馆餐厅水准颇高，因为聂鲁达自己也是世界级的美食专家，能像专业大厨那样亲手烹饪佳肴。他对宴饮礼数非常挑剔，摆桌的细枝末节都不容马虎，会多次更换桌布、杯盘、餐具，直到与当晚菜肴搭配妥帖。他死后十二年，这一切都被萧索之风涤荡得干干净净。堂娜埃莱娜忍受不了怀旧的折磨，迁居圣地亚哥，小旅馆几近破败。然而，伟大诗作终归留下了一点痕迹：最近一场地震之后，黑岛每隔十到十五分钟就能感觉到大地的震颤，夜以继日，从不间断。

黑岛大地每时每刻都在震颤

我们走到松林浓荫掩映下的聂鲁达故居前。故居被大约一米高的木栅栏围住，这原本是诗人修建以保护私人生活的，如今，木板上已长出花朵。一块告示牌提醒游人，房子已被警方密封，严禁入内，严禁拍照。每隔一段时间，都会有巡逻警察走到跟前，他说得更明确：“这里禁止一切行为。”由于我们抵达前早就知道是这样，便令意大利摄影师提着笨重又显眼的设备，存心让检查岗哨没收，而实际暗中夹带一台更便携的摄影机。此外，摄制组分乘三辆汽车，为的是在拍摄过程中就能把胶片送往圣地亚哥，假使我们被扣住，损失的也不过是正在拍摄的素材。倘若发生意外，他们就装作不认识我，我和弗朗奇只是两名不相干的无辜游客。

门从里面锁住了，窗户也用白色窗帘遮挡住。入口的旗杆上没有挂旗，因为原先升起旗帜表明诗人在家。不过，在这片凄惨景象中，花园里的盛况倒是引人注目，不知是谁把花圃打理得这样好。聂鲁达的妻子玛蒂尔德在我们成行前不久去世了。军事政变后，她就带走了家具、书籍以及诗人在漂流的一生中收集的所有神圣和富于个人趣味的收藏。诗人在世界不同地方有几套居所，风格都不算简洁，更确切地说，装饰繁复而夸张，令人炫目。大自然的激情被诗人捕捉，不仅融入他的诗作佳篇，还寄托于其收藏的奇特海螺、船首像、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