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战争资本主义的收益

西印度群岛的种植园主和商人，他们从格雷格九岁起开始抚养他，还为建立阔里班克纺纱厂提供了大量资金。格雷格的妻子汉娜·莱特博迪（Hannah Lightbody）出生在一个从事奴隶贸易的家庭。他弟媳的娘家也如此，从奴隶贸易转向向非洲出口布料。1

大部分格雷格的棉产品制造商同业没有他那样优渥的条件，没有加勒比地区的奴隶种植园。尽管他们只积累了一些微薄的资本，但是他们拥有工匠钻研的精神和高超的技艺，以及从纺织业谋取巨额利润的意愿。他们也通过奴隶劳动获得棉花这一重要的原材料。甚至他们所供应的市场也是靠着印度棉布打开的，而印度棉布因为欧洲国家要保护不具备竞争力的本国纺织业，被排挤出许多欧洲市场。而且他们也借鉴了英国在印度次大陆通过扩张窃取的印度的纺织技术。此外，他们中的许多人藉由大西洋贸易积累资本，同时又为大西洋市场提供商品，特别是在非洲和美洲，这两处的经济体几乎全由奴隶劳工来驱动。对于他们来说，战争资本主义也提供了许多学习的机会——例如，如何组织远距离贸易，如何运营国内产业，以及了解跨大洋调动资本的机制，这些经验也促进了国内金融工具的发展。甚至现代的劳动力成本核算也是从奴隶庄园的世界中诞生的，后来才被引进到现代工业中。而且，英国企业主彻底重塑棉纺织品生产的雄心和能力也受到强有力的帝国国家的保护，而这个帝国自身也是战争资本主义的产物。2

最关键的是，在18世纪的下半叶，这一遗产使得英国商人仍然能在全球棉花工业中的许多重要节点上承担重要的指挥角色——即使英国工人的出产仅占全球产量的一小部分，英国农民也没有种植任何棉花。我们将会看到，英国对这些全球网络的掌控，对他们重塑生产的能力至关重要，也使得英国成为棉花产业引起的工业革命出人意料的起源地。尽管工业资本主义仍可以说是革命性的，但它是此前几个世纪的重大创新——战争资本主义的产物。3

塞缪尔·格雷格和他的发明家同伴都明白，大英帝国的全球性影响和力量赋予了他们远超过法兰克福、加尔各答和里约热内卢的商人和工匠的巨大优势。在他舅舅的雇佣下，塞缪尔·格雷格从当一名商人起家，在投资新机器之前，他已经在兰开夏郡和柴郡的农村组织起了一个庞大的纺纱工和织工的外包网络。而且，除了从外包网络获得的利润和劳动力，格雷格也能容易地从其妻子的家族获得大量资本。拉斯伯恩（Rathbone）家族后来在19世纪是重要的棉花贸易商，1780年，他们已经为格雷格提供原棉。另外，格雷格还直接了解到欧洲大陆、非洲海岸和美洲的棉纺织品市场正在迅速扩张。4

这些早期冒险的前景无限美好，而需要承担的风险却不大。18世纪80年代，格雷格起初给予阔里班克纺纱厂的投资仅仅3000英镑（相当于今天50万美元），只是相当小的一笔资金。随后，他从附近的救济院招募了90名年龄在10到12岁的儿童，让他们以“教区学徒”的身份在工厂里工作七年。到了1800年，除了这些童工，他还雇用了110名领工资的成年工人。格雷格的棉布起初大多销往欧洲、西印度群岛。18世纪90年代后，棉布逐渐销往俄国和美国。由于有这些不断扩张的市场，格雷格的新工厂和其他工厂一样，自建立就获得了引人注目的利润。每年的回报是投资的18%，相当于英国政府公债回报的四倍。5

同时代的观察家和现代的历史学家已经找到了很多理由来解释，为什么格雷格的冒险，以及更广泛的工业革命会“爆发”在18世纪80年代的英格兰北部。英国发明家的才智、英国市场的规模及非比寻常的深度整合、英国利于水运的地理条件、不从国教者所具有的跳出窠臼的思考方式、企业家首创精神的偏好等因素都被提到了。6 所有这些原因都很重要，但是它们都忽略了工业革命故事的核心：它依赖全球范围内的战争资本主义体系。

在上述多种因素的作用下，制造商作为一个新的角色，有史以来第一次大步走上历史舞台。他们的资本并不用来蓄奴或占领土地（虽然这些仍然很重要），而是用来将工人组织成机器大生产的管弦乐团。制造商以新的方式将土地、劳动力和资源调动起来，以其为基础重组生产，此外，他们还主张资本家与国家之间要有新的联结关系。正是这种社会和政治力量的联系共同促成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这是工业革命最有改造作用的创新。我们将会看到，这一创新最终将会插上羽翼，最终到达世界的其他角落。

正如20世纪20年代一位观察家所写的，凭借战争资本主义的收益，格雷格及其同时代的人“用一代人的精力将棉花帝国从东方强夺过来”，改写了全球棉花制造的整个地理格局。他们的工作是革命性的，因为它引导了一个崭新的经济活动组织制度，在它所开创的世界经济中，高速增长和不断创新成为常态，而不再是例外。诚然，过去也曾有过重要的创新发明，在工业革命之前，世界上不同地区的经济也曾有过经济快速增长的时刻。但是它们没有创造出一个革命本身就是永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