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历史的误用

出类拔萃的精英们错了吗？

回顾前面的内容我们可以发现，当需要做出政治方面的重要判断时，人们从历史事件中得来的错误评估和经验教训是如此之多。最后，我想通过介绍美国历史学家欧内斯特·梅（Ernest Richard May），来谈一谈历史的误用。梅教授是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他在1973年出版了《历史的教训》（The Lessons of the Past ）一书。对比英文书名就知道，“历史”一词只是译者的翻译，实际上是指过去的经验教训，或者说是关于过去的一堂课。

梅教授是在什么样的契机下，决心要写《历史的教训》这本书呢？他的“问题”又是什么呢？大家能想到吗？提示一下，这本书是在1973年出版的。

——石油危机。

嗯，这个点不错。再想一想受到石油危机影响的事件，就能得出答案了。

——越南战争的结束。

对，非常好，就是越战。越战结束于1975年，而1973年是美军从越南撤军的年份。美国国务卿基辛格策划了与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和平协议，并因此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梅教授当时在做什么呢？他因为编纂越南战争史的缘故，暂时待在政府机关里。

梅教授当时怀抱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美国会如同掉进了泥沼中一般，深陷越南局势之中？”越战的相关政策是由美国政府机关中被称为“最好和最聪明的人”（The Best and Brightest）所制定的，这些出类拔萃的精英们为什么会做出跳进泥潭的决定呢？梅教授在阅读史料与相关记录的时候，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并进一步将其整理成三个命题。

1．外交政策制定者（makers of foreign policy）常常会受到他们所相信的历史所给出的教训或预测的影响。

2．政策制定者（policy makers）则经常会误用历史。当他们准备制定政策、思考那些自己必须做出判断的问题时，会一边承受着压力，一边拼命地希望从历史中找出类似的案例。过去的人们面对相似的问题是怎么做的？当时的政府又是怎么做的？但是，关于当时的历史往往还有很多事实没有被完全阐明，而且人们所能想到的历史，范围其实是非常有限的。我们的思维很容易被自己首先想到的案例所局限，即便是最优秀的政策制定者，要在尽可能广泛的历史事件中找出类似的案例，也是非常困难的。梅教授首先认定，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即决策者）所陷入的历史的误用，就是在这样的框架下产生的。

当人们必须做出重大决定时，会无意识地把自己所知范围内的过去的事件用自己的解释，将“这件事、那件事，还有那件事……”进行参照，并互相联系，同时在脑海中极其快速地进行整理比较，找出哪件事可以作为参考，哪件事与这次的问题具有“一致性”。当大脑进行这种工作时，思考范围的广度及对于过去经验教训所进行的解释的真实性，都会对正确使用历史作为经验教训产生影响。因此，研究历史时就不应该有偏左或偏右的观点，如果一味偏向一方，那么存储在脑海中的关于经验教训的“历史”索引就无法正常运作，也就没法得到恰当的答案了。

反过来说，在做出重要决定时，那些更有可能在最后做出正确决定的人，就是能够在头脑中广泛地将大量过去的事件与其接近真实的解释相联系进行思考的人。最后，让我们来看看梅教授的第三个命题。

3．政策制定者可能会有意识地对历史进行选择性的利用。

简而言之，梅教授想说的就是，请为政府指引方向的政策制定者们多多阅读历史吧。梅教授为了让政府的决策者们能够仔细倾听自己的主张，非常翔实又生动地讲述了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冷战后、朝鲜战争时以及在越战的局势中，都是如何误用历史的。接下来，让我们来稍微谈一谈梅教授所举的误用历史的案例。

要求无条件投降的原因

梅教授认为，美国在选择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方法时，很明显地误用了历史。那是指什么呢？其实就是“无条件投降”这件事。

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总统为何坚持要求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等轴心国必须无条件投降呢？这一点是否推迟了二战的结束？如果观察当时德国、意大利及日本三国的国内状况，就会知道，上述三国实际上都已经出现了希望结束战争的动向。梅教授思考的是，在只接受无条件投降与有条件投降这两种状况下，哪一种更能降低对美国国民的损害，是不是像到一战为止的所有战争一样，由参战各国商讨投降条件反而会更好。

顺便提一下1945年（昭和二十年）7月26日对日本发出的《波茨坦公告》。根据现在的研究，虽然铃木贯太郎首相确实对记者们说了“不对《波茨坦公告》进行回应，继续战争”这样的言论，但美国在发表《波茨坦公告》的时候，其实已经认可了对原子弹的使用（此时的总统是接替当年4月逝世的罗斯福而成为第33任美国总统的杜鲁门）。所以，这样的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