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们相互反感，是因为她们对灾后彼此从事的工作存在不同看法。当直美坐在挖掘机里，翻遍每一寸泥地时，佐代美则与丈夫以及我那天晚上见过的朋友一起，要求系统调查学校事故的真相。一封封要求调查事实真相的请愿书被送到石卷市市政厅，相关证人也被找了出来，他们的证词也都记录在案。这个团队还召开新闻发布会，要求远藤纯二再次现身，解释他说法中的异样，他们还咨询了律师。
在佐代美看来，这两个不同的任务——挖掘真实存在的淤泥，和疏通官僚系统中的淤泥——相互补充，因此直美的蔑视让她百思不得其解。“寻找真相，迫使官方承担责任，这同时也会迫使他们展开搜索，”她说，“我们接受媒体采访，以此持续施压，这样才不会失去公众关注。我从没有妨碍她获得驾驶挖掘机的资格，我也从来没有批评过她。所以我想知道，为什么像平塚太太这样的人会想让我们按照他们的方式做事。”
但在直美眼中，这个被她称为“福地小组”的所作所为，实际上就是一种妨碍，还制造了社交尴尬。因为他们如此直言不讳，一些局外人认为佐代美和她的朋友是大川小学家长的领袖，代表了所有家长。可是，按照日本的标准，他们毫无顾忌的直率无异于赤裸裸的攻击，激怒和羞辱了很多人。他们在公开会议上批评政府官员，这被认为是不可原谅的无礼行为。他们对教育委员会的谴责，威胁到直美苦心经营的脆弱关系——她的挖掘工作有赖于市政府对挖掘者的同情，在燃油方面的支持以及对继续进行搜寻工作的必要许可。“我也对教育委员会很不满意，”直美告诉我，“但是我们需要他们，我们需要他们的合作，才能做我们必须做的事。”
直美指出，还有其他一些东西把她们与佐代美和活跃的福地家长区分开来：后者很快就找到了自己孩子的尸体——最多只花了几周时间。“一开始，有无找到自己孩子的尸体把大家区分开来，”直美说，“当你找到孩子的尸体，当你举行完葬礼，你自然就会开始考虑下一个问题，为什么会发生这一切？愤怒就随之而来。可是，如果你孩子的尸体还遗失在外，你能想到的只有她的脸，那你脑子里只有一个想法，那就是找到她，找到她。”
直美还说：“问题是，追寻真相的意义是什么？你期望从中得到些什么？那些人说——她指的是佐代美——“‘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为什么只有大川小学发生了这样的事，而不是其他学校？’可是，如果你知道了所有的为什么，又能怎么样？他们说：‘这是为了将来，为了其他孩子。我们要从中吸取教训，这样我们的孩子才不会白白死去。’可是，真的就是为了这些吗，还是他们只是在泄愤？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会好受一点吗？当你手里握着真相时，你又要拿来做些什么呢？”
[1] 彼得·波帕姆（Peter Popham），英国记者，为《独立报》服务了近30年，曾长期居住在日本、印度和意大利，主要著作有《东京：位于世界尽头的城市》和《女人与孔雀：昂山素季的一生》，后者是曾获诺贝尔和平奖的缅甸政治家昂山素季的第一本传记。——编者注
[2] 译文选自伊塔洛·卡尔维诺《看不见的城市》，张宓译，译林出版社2006年版。——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