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部分 陷入网中

的屋子。可是地震没有引发大火，大型现代建筑物也没有岌岌可危，而且其中大多数都没有遭到明显破坏。

换句话说，在一场由地震引发的灾难中，只有很小一部分受害者是死于地震本身。 [6] 其中超过99%的受害者，大约100人左右，都是淹死的。想要在海啸中活下来，光是躲在坚固的建筑物中是不够的，它还必须足够高。地震发生时，开阔的地方——比如一片整洁的海滩——是最安全的。而面对海啸时，出现在这种地方就是自寻死路。当一种威胁消失，而另一种威胁隐约可见时，人们会重新调整自己的认知，但从结果而言，整体上的安全感并没有发生任何变动。那些在2011年3月的灾难中幸存下来的人，只不过改变了对地震的想象——大火和直接伤害转换成了溺水身亡的新画面。

我居住和工作的建筑物很坚固，而且地势都比较高。我的家、办公室和孩子的学校或许会摇晃得很厉害，也会受损，甚至变得不适合居住，但它们不太可能倒塌或被淹没。日本的财富和先进技术使其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都能更好地抵御灾难。可是，个人的安全完全取决于灾难发生时身处何处。

一天晚上，我和朋友在东京吃晚饭，饭后朋友便开始讨论如果发生大地震，身处何处最糟糕。有人说是东京的单轨铁路上，那是一条细长的钢筋混凝土铁轨，从机场开出的火车沿着高高在上的铁轨，滑行经过东京南部的各种化工和石油储藏罐。另一个人则设想了被困在地铁里的情形，身陷坍塌破碎的隧道，四周一片漆黑。而我恐惧的，则是横跨宽阔马路的人行天桥，下面通常有六车道高速公路，上面则是高架快速干道。不过就在我们聊天的时候，我开始留意我们所在的餐馆。它位于一栋狭窄破旧建筑的八楼，房间里灯光昏暗。操作台后面，厨师正愉快地向一个平底锅里倒油，锅里突然蹿起一英尺高的火焰。餐馆里的隔墙、门以及我们坐的坐垫都是木头、纸和灯芯草做的。

记者彼得·波帕姆 [1] 曾问：“大家都知道自己某天可能会被活活烤死，被毒气毒死，被山体滑坡掩埋，或是被埋在自家屋檐下，可他们为什么没有因此更加苦恼？” [7] 在东京，时不时就有人抛弃这座城市，或是失去理智，或是自杀，在世界其他地方，也有人因为相同的理由做着同样的事。可是，没有人因为地震而发疯。为什么没有？当生活中时刻存在这样的不稳定因素时，会对潜意识甚至灵魂有什么影响？

18岁时，我第一次来到日本。当时我是为了寻求新奇和冒险——我来这里就是为了体验地震这样的刺激。但它们反过来也向我解释了这座城市的一些情况，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当时我不会说日语，在日本也几乎不认识一个人。东京如此巨大，同时又难以理解，与我的孤独产生某种共鸣。于是我离开在海边借宿的日本家庭，在东京市郊找到一个房间容身，并在一所英语口语学校找了份工作。我会在早上通勤的火车上抱着一本日语教科书学习那些表意文字，晚上则在门口挂着红灯笼的酒吧跟新朋友聚会，其中大多数是像我一样的外国人，大家都来去匆匆，无拘无束。在回家的末班车上，我会与同车的日本女孩互致微笑。那时日本的“泡沫”经济正接近巅峰，东京当时曾短暂地成为历史上最富有的城市。在金钱的作用下，老街区被拆除，取而代之的是钢筋玻璃构建的新世界。我所居住的这座城市光鲜亮丽，令人眼花缭乱，同时又脆弱得如一张薄纸。我兴奋得难以自抑，感觉这座城市真的在颤动，而且随时可能倒塌。了解到这种颤动随时可能成为事实，似乎是件非常自然的事情。

同一时期，波帕姆曾写道：“东京人的生活基调和活力，源于对危险的敏锐意识，绝不是对危险的迟钝反应。 [8] 他们满足于在一台机器上充当一颗齿轮，而且那是这个世界上正常运转的机器中最为精密的一台，而认识到这台机器正悬在深渊之上，又让这一满足感呈现出一种近乎色情的扭曲。”他最后总结道：“东京是一座自救无望的城市，它在相当深刻的层面上接受了毁灭和死亡，其他城市只有在面对核噩梦时的情绪才能与之相提并论。”

在伊塔洛·卡尔维诺的《看不见的城市》里，忽必烈说：“现在我告诉你，奥塔维亚这座蛛网之城是怎样建成的。” [9]

在两座陡峭的高山之间有一座悬崖，城市就悬在半空里，用绳索、铁链和吊桥与两边的山体相连。你在狭小的木板上走动，战战兢兢唯恐脚步踩空，要么你也可以抓紧大麻绳编织的网桥。你身下是万丈悬崖，只有几片白云飘过，白云下面，才能望到深邃的谷底。

这便是城基：一张网，既当通道，又做支撑。其余的一切，不是在网上，而是在网下吊着：绳梯、吊床、麻袋似的房子、晾衣架、小艇似的凉台、皮水袋、煤气嘴子、淋浴喷头、高架秋千、游戏套圈、高加索道、吊灯、盆栽的下垂植物。

虽然悬在深渊之上，奥塔维亚居民的生活并不比其他城市的更令人不安，他们知道自己的网只能支撑这么多。 [2]

地震已成为挥之不去的梦魇。但随着年龄增长，它的意义也有所改变。年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