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向塔季扬娜·科洛维娜和罗伊·朱的女儿西尔维娅·沃克致谢。她与我分享了关于她的杰出双亲的记忆，以及生活在“恶土”的童年回忆。令人悲痛的是，在2011年底我们开始通信后不久，西尔维娅就去世了。但她的丈夫艾德里安·沃克（Adrian Walker）非常体贴，愿意继续与我交流。他也向我提供了西尔维娅的家庭相册里的部分照片，它们从战争、革命和不断的搬迁中幸存了下来。除了她自家的故事，西尔维娅还给我讲述了乔·科瑙夫和其他“恶土”居民的天桥刑场一日游。他们曾专程去观赏在那里处决死刑犯的场面。
西尔维娅还热心地联系她圈子里其他曾在北平长期生活的白俄，向他们打听关于舒拉的信息。信息像潮水一样向我涌来。我知道，白俄群体里的许多老中国通当时不信，且直到现在也不敢相信，舒拉·吉拉尔迪曾经涉足犯罪活动。但恕我难以同意此点；北平和上海的警方也与我持相同意见。我敢肯定：只要曾居北平的白俄群体存在一天，关于舒拉·吉拉尔迪的真实经历和本来面目的争论就不会停止。唯一无可争辩的事实是，舒拉是个难解之谜。
本书故事里的许多细节来自倭讷保存在邱园（Kew）的英国国家档案馆中的文件。建议任何想要查阅它们的人可以从F3453/1510/10（Far East）号档案开始。从1937年秋至1940年夏，倭讷对“恶土”中的房间和小巷进行了拉网式排查，以搜寻杀害他女儿帕梅拉的凶手。他的见闻也许能很好地帮助我们了解关于此地的短暂存在和运行方式。
兰登·吉尔基的回忆录《山东集中营》（Harper&Row, New York，1968）讲述了一位名叫“布里格斯”（Briggs）的欧洲瘾君子的遭遇。他被驱逐出“恶土”，然后被送到潍县的集中营。当然，我相信这是个化名。想要追寻这段外国侨民战俘的历史，最基本的材料莫过于格雷戈·莱克（Greg Leck）的详尽历史著作《帝国的俘虏：中国的同盟国侨民在日本集中营（1941～1945）》[Captives of Empire：The Japanese Internment of Allied Civilians in China（1914-1915） ，Shandy Press，Philadephia，2006]。
布拉娜·沙日科和罗茜·吉尔伯特可能的早期背景，也是查尔斯·范·昂赛雷恩（Charles van Onselen）发人深省的卓越著作《狐狸和群蝇：约瑟夫·西尔弗，敲诈者和精神病患者的世界》（The Fox and the Flies：The World of Joseph Silver, Racketeer and Psychopath ，Jonathan Cape, London，2007）中的人物的典型经历。玛丽、佩吉那样的白俄妓女，以及布拉娜、罗茜那样的白俄鸨母，在北平也并不罕见，可以在许多更早期的回忆录中找到，其中最有名的是沙皇政府的外交官迪米特里·伊万诺维奇·阿布里科索夫（Dmitrii Ivanovich Abrikosov）的著作《一位俄国外交官的启示录》（Revelations of a Russian Diplomat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Seattle，1964）。阿布里科索夫回忆起他曾代表俄国行使外交职责，在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期间将几个俄罗斯妓女和她们的鸨母护送至安全地带。
据我所知，只有倭讷保存在邱园的档案对玛丽和佩吉有所记录。深受爱戴的著名神父保罗·谢列夫（Paul Shelaeff）在其子安德烈去世后，曾在加利福尼亚出版社对他的几次采访中，谈起他作为一位俄国东正教教士在哈尔滨的工作经历。安德烈是一位天才拳击手，获得过东方重量级拳王称号，似乎注定要在美国取得更高成就。然而，1938年12月，不久前才参加了旧金山国家礼堂（San Francisco’s National Hall）的一次比赛的他死于脑出血。
关于乔·科瑙夫人生轨迹的记载也大多在倭讷留下的档案里；亚瑟·林沃尔特留下的文件也提到过他。亚瑟·林沃尔特是1930年代末美国驻北平公使馆里的一位深受尊敬的三等秘书，受命监视中国北方的美国不良分子和问题人士。林沃尔特认为科瑙夫有通敌的可能性，因此专门为其建了一份档案；他同时也注意到迈克尔·孔西利奥是另一位卷入“恶土”犯罪活动的美国人。有几位成长于“恶土”的人士，包括西尔维娅·沃克在内，都记得父母曾特别警告他们要离科瑙夫远些。他的恶名由此可见一斑。
1930年代，关于高加索酒吧和作为酒商的舒拉的最详尽描述，可参见蒲乐道的《无法抹杀的辉煌之城：北平异国乐事的翔实记载》（City of Lingering Splendour：A Frank Account of Old 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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