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孩们上台表演，以取悦那些愿意与他们勾结的中国人。
舒拉歌舞团里的女孩都意志坚定、精力出众。她们都是专业的舞者，所有人都在白俄人的芭蕾舞学校里接受过训练。她们进步神速；无论脚如何酸痛，她们的脸上永远保持微笑。她们不仅在北平演出，还在外地巡演。在上海，她们与当地最出名的外国舞蹈团百乐门宝贝儿（Paramount Peaches）同台献艺，后者因其舞蹈指导乔·法伦（Joe Farren）而闻名。法伦既是一位舞蹈家，又经营着一家赌博俱乐部。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是远东地区的乔治·拉夫特 [12] 。他是从维也纳的犹太人贫民窟来上海淘金的。
几年之后，法伦将同上海最残暴的黑帮成员和日本人发生冲突。然而在1930年代晚期，他是上海的夜生活之王。在公租界和法租界的夜总会，如仙乐斯、百乐门、逸园舞厅，法伦一手组织起各种娱乐活动。这些传奇般的夜总会光彩照人，使北平那批规模小得多的同类场所相形见绌。法伦的演出通常以最经典的剧目、最美丽的女孩和最豪华的行头著称。
舒拉的女孩的服装以及她们演出的剧目多模仿百老汇的音乐剧，或是声名远扬的齐格菲尔德 [13] 和他的讽刺剧。塔季扬娜以她模仿玛琳·黛德丽 [14] 的行头和剧目通杀全场。她的声音轻快而抑扬顿挫，犹如小鸟的鸣叫。她常常叼着一支抽到一半的香烟，它摇摇欲坠地挂在她唇边。北平的观众从未见过这样的中欧典雅风度和十足的性感。
巡演停留的其他城市多在东北和俄国流亡团体的聚居地，如天津、寒冷的工业城市奉天 [15] （它靠近朝鲜的日占区），以及距苏联国界不远的哈尔滨（白俄观众最多的中国城市之一）。1930年代，俄式的娱乐节目十分盛行，吉卜赛爵士乐、俄式三弦琴之音、流亡者的思乡哀歌等与百老汇的最新歌曲和好莱坞的舞蹈剧目混合在了一起。整块大陆上的外国观众和西化的亚洲人都渴望看到这些文艺表演，因此剧团的巡演路线远至东京、横滨、马尼拉和槟城。
剧团成员过着浪迹天涯的生活。他们坐在装满行头的卡车里，睡在宿舍厚重的床垫上。为防跳蚤，每张床的床脚都在煤油罐里浸过。演员们在狭小的后台房间里化妆，把油彩涂在脸上；她们从厦门坐轮船去瑞天咸港，在甲板上还要排练新舞。在遥远的中国港口，如威海卫、烟台和亚瑟港 [16] ，舒拉·吉拉尔迪歌舞团是造访当地的演出团体中最时尚的。
在路上漂泊的生活确有其妙处。女孩们喜欢新加坡卡巴莱歌舞厅中的深夜，那里的白人男性带着文雅的欧洲口音，把鸦片卷在香烟顶端吸食。在横滨，观众向她们投掷的钞票如雨点般落下。缺点也不是没有的：在巴达维亚 [17] ，孤独寂寞的荷兰咖啡种植园主频繁地求欢示爱，来自吉隆坡的不受异性待见的英国橡胶种植园主也会笨拙地试探，她们常常不堪其扰。然而，回到北平东城的大本营后，她们会睡到很晚才起身，然后与宣称永远爱慕自己的男士共进早餐。
* * *
塔季扬娜在16岁时加入了歌舞团。舒拉·吉拉尔迪亲自面试了她，并给她起了艺名“莉莲”。他给她的第一印象是：一个瘦削的男人，足似金莲（相当出名的外貌特征），齿若编贝。他的衣饰总是一丝不苟，头发用发油抹得光滑平整。他掌管着歌舞团，但把彩排和编舞的工作委托给另一个白俄男人。在俄国革命以前，这个人在家乡经营了几家著名的卡巴莱歌舞厅。
在塔季扬娜的记忆中，舒拉是一个和善的人，对女孩们十分尊重，从不对她们动手动脚，这在卡巴莱歌舞厅的老板间很少见。舒拉在跑马场 [18] 附近的西山有一栋房子，出门就可以看到赛道。外国人喜欢在那里饲养矮壮结实的蒙古马或举行赛马，中国人则前来下注。有一次，因政治局势吃紧，塔季扬娜和其他女孩一起暂时离开城区来到此处休整。当她把视线从她正在修剪的指甲上移开并抬起头来时，她在这栋房子里看到了一位绝世佳人，此人身着长裙，从楼梯上款款而下。那就是舒拉，他和“某位大人物”有个约会，所以把自己装扮成这样。多年以后，塔季扬娜已远离了北平的“恶土”，她向年幼的女儿描述了当时的场面。
这是她第一次意识到舒拉那有名的雌雄难辨的特征。歌舞团里的其他女孩对“恶土”的掌故更为谙熟，她们取笑她的天真烂漫。舒拉是个阴阳人，外国富商和中国军阀都对他极尽追捧之能事。这次西山之行后，塔季扬娜就对以下情景见惯不怪了：舒拉穿着如水般流动的紫色晨衣亮相，和歌舞团成员闲聊，啜饮因加了糖浆而浓稠得粘牙的利口酒。
罗马夜总会是舒拉·吉拉尔迪歌舞团定期演出的场所之一。它属于乌戈·卡普佐（Ugo Capuzzo），一位定居北平的著名意大利医生。这家夜总会恰好坐落在“恶土”之外，风格几乎堪称高雅可敬。这里有时也放映电影。塔季扬娜一直很喜欢为这里的观众表演，因为他们的身份更高，艺术鉴赏力也更好。她觉得自己喜欢这里的经理罗伊·朱（Roy Tchoo）。他是中
更多内容加载中...请稍候...
若您看到此段落，代表章节内容加载失败，请关闭浏览器的阅读模式、畅读模式、小说模式，以及关闭广告屏蔽功能，或复制网址到其他浏览器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