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代末，“恶土”里廉价小旅馆的老板们常常发现某位短租客人因头天晚上吸毒过量而死在房间里。没人知道这是有意为之还是无心之失。总之，老板们学会了先掏空房客的腰包，以偿付当天的租金，然后才叫来救护车。冬日里，妓院和酒吧的所有者们在打开门时，可能会发现某位“恶土”里的俄罗斯老乞丐被冻僵的尸体，它可能属于某个身无长技的原沙俄军官，或是某位老得无法出卖色相的孀居妇人。
自杀事件也屡见不鲜。身无分文者放弃了与贫困的战斗；沦落风尘的人认为自己遭遇悲惨，生不如死。廉价烈酒，特别是穿肠毒药萨摩根（samogon ，这是一种在后院里非法酿制的伏特加），使人脾气火暴，常常引发决斗，然后就会有某个男人因腹部中刀或头部中弹而亡。许多人在“恶土”走向了生命最后的归宿，且在此之前未再离开“恶土”。在他们逐渐下行的生活轨迹上，“恶土”是最后一站。
新生命仍不断地来到这里。后沟胡同的亚斯立堂是中国内地会 [7] 的大本营，由好心肠的美国卫理公会传教士打理。他们每周都会在亚斯立堂发现一到三个白人婴儿在夜晚被丢弃在门前台阶上。孩子们身上别着纸条，上面写有乞求怜悯和宽恕的俄文字句，因为这些婴孩的母亲没法自己养育他们。传教士们收留了这些孩子，竭尽全力地照顾他们。因此，亚斯立堂渐渐被人们称为“希望之岛”。
“恶土”不是什么好地方。在这个残酷之地，人命十分廉价。但对某些人来说，这里的生活激动人心，还能找到志同道合的人。塔季扬娜·科洛维娜就是其中一个把这里当成家的人。她是个非常漂亮的白俄女孩，于1919年生于上海。她的父母为逃避布尔什维克革命，于1917年来到中国并在此谋生。她的外祖父曾是沙俄子爵库达谢夫（Kudachev）领导下的俄国驻京公使馆的代表，俄国革命后他滞留在了中国。
塔季扬娜（家人叫她塔妮娅）受过良好的教育。她也喜欢音乐。她曾与父母一起去南京路市政厅听上海的白俄交响乐团的音乐会，这对她来说是一种特别的享受。1922年，俄罗斯芭蕾舞蹈家安娜·帕伏洛娃（Anna Pavlova）在她的第一次东方巡演中造访了上海，表演了《垂死的天鹅》。塔季扬娜的母亲和城里许多人一样，因此狂热地迷恋上了芭蕾。她把女儿送到俄国侨民乔治·贡恰罗夫（George Goncharov）那里上舞蹈课，这位老师在布尔什维克革命前是莫斯科芭蕾舞团波修瓦（Bolshoi）的成员。塔季扬娜有一个同学兼朋友名叫玛格丽特·胡卡姆（Margaret Hookham），大家叫她佩吉（Peggy）。
芭蕾舞在上海风靡一时，这两个女孩都被带去观看著名的加利福尼亚州丹尼肖恩舞蹈学校（Denishawn Dance School）演出团表演的一出特别的东方剧目。她们也欣赏了一些现代舞蹈家的巡回表演，如艾尔玛·邓肯（Irma Duncan），她是伟大的伊莎多拉·邓肯（Isadora Duncan）的养女和被保护人。佩吉·胡卡姆的爱尔兰裔父亲为英美烟草公司（British American Tobacco）工作，她的巴西裔母亲则有无可挑剔的美貌。后来，佩吉在十几岁时被送到英国的芭蕾舞学校学习，塔季扬娜一家则在当时搬到了北平。
佩吉在伦敦师从妮内特·德瓦卢瓦 [8] ，继续学习舞蹈。佩吉加入了英国皇家芭蕾舞团，经常在萨德勒韦尔斯剧院 [9] 演出，那时她已更名为玛戈特·芳婷 [10] 。塔季扬娜·科洛维娜则在北平利用一切时间练习跳舞。她加入了当地的歌舞团，在“恶土”的各个场地演出，并更名为莉莲（Lilian）。
舒拉·吉拉尔迪（Shura Giraldi）的歌舞团规模不大，成员在最多时也只有六个女孩和一个俄罗斯吉卜赛吉他手，然而它在北平为数不多的歌舞团中是名气最响的。有人说（或者更准确一些，他们偷偷说），考虑到它的金主是臭名昭著的白俄阴阳人舒拉·吉拉尔迪，也就是各行各业都要插上一手的“恶土”中的无冕之王，它达不到这样的高度才是不可能的。歌舞团在“恶土”边缘最好的俱乐部定期演出，如白宫舞厅（White Palace Ballroom）、法国风情的小酒吧马纳克（Marnac）、阿尔卡萨（Alcazar）、欧林比亚 [11] 和罗马夜总会（Roma Nightclub）。后三家演出场所离得很近，分别坐落在长安街3号、5号和9号。这条大街沿线闪着霓虹灯招牌，像是微缩版的百老汇不夜城，且与莫理循大街上时髦的百货公司、电影院和酒店相距不远。舒拉的歌舞团也在“恶土”的曼哈顿夜总会表演过，那里是驻北平的美国海军的心头好，他们还要求欣赏好莱坞和百老汇最新的演出。
歌舞团也承接堂会演出。中国的富人喜欢在宴会上使用金银餐具，同时还需要外国舞女来为朋友和商业伙伴助兴。日本人（舒拉对他们了如指掌）会把整个白宫舞厅租借给舒拉，让他手下衣着单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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