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四十年后终成卷

敦煌周边古遗址做了调查。1942年考察的主要成果有石璋如整理的三卷本《莫高窟形》，用考古学的方法对莫高窟各个洞窟的窟形做了测量、照相、文字记录。1944—1945年，中央研究院和北京大学组成“西北科学考察团”，向达、夏鼐、阎文儒等对敦煌莫高窟进行考察，还调查了敦煌的汉长城遗址，发掘了一些古墓葬。向达的两次敦煌考察，对敦煌石窟大部分洞窟登录内容，抄录碑文、题记，考证洞窟年代等。他以《瓜沙谈往》为总题，发表了《西征小记》《两关杂考》《莫高、榆林二窟杂考》《罗叔言（补唐书张议潮传）补正》等四篇文章，创立了将敦煌文献研究与实地考察调查、考古调查相结合的科学研究方法。

第二个时期是从1944年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开始至1950年改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之前。

在于右任先生的倡导下，经过一年的筹备，于1944年在莫高窟正式成立了敦煌艺术研究所，常书鸿任所长。当时的研究所，在人员稀少、工作和生活条件极其艰苦的背景下，做了许多保护、临摹、展览工作，还对敦煌石窟做了全面的清理，聘请工程师盛其立测绘莫高窟南区立面图，请陈延儒工程师测绘了部分洞窟的平面、剖面图。至50年代，又由孙儒僩、何静珍完成了莫高窟北区立面图。

研究所针对过去历次编号存在的多有遗漏和混乱无序的问题，做了一次全面有序的编号。这次编号虽然也存在一些不足，但较以前的几次编号，有了较大的改进，便于使用和查找，这次编号使用至今。这一时期洞窟的调查、记录工作成果累累，有着重要的历史价值。史岩调查完成了《敦煌石室画像题识》，这是最早的莫高窟供养人题记抄录汇集。1944年李浴完成了《莫高窟各窟内容之调查》（未刊），对洞窟的记录更为详尽。1946年阎文儒著《安西榆林窟调查报告》，对榆林窟的内容做了调查、登录和研究。敦煌艺术研究所将敦煌石窟内容和供养人题记的调查与记录，作为一项长期工作，组织多人反复调查、核对、校勘、修改和补充；调查一次比一次更为完善，这些资料为日后敦煌石窟内容总录和供养人题记的出版奠定了基础。此外，研究人员开始围绕敦煌石窟对不同领域资料进行查阅和探索。这些应看作是敦煌石窟研究的开端，为日后敦煌研究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第三个时期是从1950年改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开始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之前。这个时期是敦煌石窟研究的发展时期，包括考古研究在内的各项研究工作逐步开展起来。遗憾的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敦煌石窟的各项工作处于停顿状态。

这个时期，我国的一些考古学家探索运用考古学的方法对敦煌石窟进行科学调查、记录，进而探讨排年、分期研究。50年代初，夏鼐在《漫谈敦煌千佛洞与考古学》一文中，首先谈到了如何将考古学运用在敦煌石窟研究中的问题。1951年，宿白、赵正之、莫宗江、余鸣谦到敦煌石窟勘察，指出了敦煌石窟保护中存在的各种问题，提出了加强保护的建议，特别提出要加强对石窟的建筑、壁画、塑像的研究，形成《敦煌石窟勘查报告》一文。

1956年，宿白著《参观敦煌莫高窟第285窟札记》，初次运用考古类型学的方法，通过莫高窟第285窟壁画的研究，对莫高窟的北朝洞窟做了分期。1957年，文化部曾经召集专家学者制订了编辑出版《敦煌石窟全集》的计划。

1962年9月，宿白先生带领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考古专业学生到敦煌莫高窟实习。在此期间，他在敦煌文物研究所做了著名的《敦煌七讲》学术讲座。他指导学生按照这个科学的方法，选择莫高窟典型洞窟进行实测和文字记录实习。敦煌文物研究所在听取和学习了宿白先生的《敦煌七讲》之后，正式开始了对莫高窟崖面遗迹的全面测绘和文字记录，以及对敦煌莫高窟洞窟考古报告的文字记录、实测绘图和照片摄影工作，完成了第248窟、第285窟的测绘图和第248窟考古报告初稿。这是对石窟考古研究的初步实践。

这一时期莫高窟窟前遗址发掘取得了很大收获。1963—1966年，配合莫高窟南区危崖加固工程，对莫高窟南区北段和中段长约380米的区域内进行了清理和发掘，共清理出不同时期的22座窟前殿堂遗址、3个洞窟和4个小龛。底层洞窟之下发现的3个洞窟，不仅搞清了莫高窟崖面的洞窟分布有五层之多，而且揭示了莫高窟创建初期窟前地面高度，要低于现在的地面4米以上。修建现底层洞窟窟前殿堂遗址，乃唐后期窟前地面升高所致。探明了南区底层洞窟在五代、宋、西夏、元时期曾建有窟前殿堂，形成了“前殿后窟”的建筑空间格局，殿堂的建筑结构有包砖台基的殿堂式建筑和没有包砖台基的土石基窟檐式建筑两种。相当于五代、宋的曹氏归义军政权时期的整修，使莫高窟的外观达到了历史上最为宏伟壮观的时期。

过去的石窟内容和供养人题记的调查、记录，在这个时期又做了进一步校勘、增补，使其内容不断完善、准确。在调查过程中对石窟内容和时代有了新的认识，新的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