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

力推动法国乃至欧美敦煌学的发展。他一方面邀请有成就的美国、日本、中国的敦煌学研究者到巴黎讲学，一方面编辑出版敦煌学专题研究文集。1999年，戴仁主编的《敦煌绘画论集：伯希和与斯坦因收集品中的纸本白画与绘画研究》由法国远东学院出版，其中收录了苏远鸣、胡素馨、戴仁、太史文、艾丽白的论文。2000年，法国远东学院的刊物《远东研究纪要》第11卷由戴仁任特邀主编，作为“纪念敦煌藏经洞发现百年敦煌学新研”专号出版，集中发表了苏远鸣、戴仁、穆瑞莲、童丕、茅甘等学者的八篇敦煌学论文，涉及敦煌绘画的供养人、早期印刷术、佛教对道教“厨”观念的吸收和利用、西北地区的占卜、藏文史书等方面。 [3]

20世纪末以来，法国华裔敦煌学者、远东学院教授郭丽英女士的研究颇引人注目，她是藏学家石泰安的爱徒，获得法国汉学最高奖“儒莲奖”，获奖专著为《5—10世纪中国佛教的忏罪与悔过》。她对敦煌的密教文书，特别是《金刚峻经》用力甚勤，发表多篇论文。法国远东学院的青年学者牟和谛关注敦煌石窟中保存的《提谓波利经》《佛说净度三昧经》《佛说十王经》等疑伪经和疑伪经图像，借此考察疑伪经及图像在佛教中国化、世俗化过程中的作用。法国汉学界在敦煌学研究中一直与中国学者保持着密切联络的态势。

奥登堡是最后一个到敦煌劫取敦煌文献、莫高窟彩塑和壁画的探险家。俄罗斯的敦煌收集品有一万八千多号，其中多为佛经的残片，直到20世纪60年代才开始敦煌学研究。孟列夫主编了三千号的两卷《苏联科学院亚洲民族研究所藏敦煌汉文写本注记目录》，出版了一系列敦煌通俗文学作品研究论著。丘古耶夫斯基主要研究敦煌经济文书，1983年出版以研究民籍、账簿、赋役、寺院经济文书为主的《敦煌汉文文书》第一卷。20世纪90年代开始，俄罗斯和中国上海古籍出版社合作编辑出版了《俄藏敦煌文献》15卷，其中有《王梵志诗集》《历代法宝记》等敦煌文学、佛教文献；编辑出版了《俄藏敦煌艺术品》5卷，为研究敦煌艺术提供了资料。

日本是海外最大的敦煌学研究基地。日本学者从1909年开始敦煌学研究，不少学者到英法等国收集材料，带回日本整理，刊布出一批珍贵文献。藤田丰八、矢吹庆辉、羽田亨、那波利贞、仁井田陞、松本荣一等学者开始了对佛教文献、中国古籍、历史文化、社会经济、法制文书、石窟壁画和藏经洞绢纸画等多方面的研究。特别是松本荣一的《敦煌画的研究》对敦煌壁画内容的解读，基于20世纪20年代出版的法国伯希和《敦煌石窟图录》的图片资料，通过经文和壁画的对读，解读出《法华经变》《报恩经变》《华严经变》《劳度叉斗圣变》《西方净土变》等大量壁画内容。他的研究对于我们后来深入了解敦煌壁画、敦煌石窟图像很有启发。

50年代至70年代，日本敦煌学研究达到新的高度。这个时期他们找回了大谷探险队收集的敦煌吐鲁番文书；又从英国、中国、苏联得到了丰富的敦煌文献的新材料。此时以敦煌文献研究为主，也有对敦煌石窟艺术的研究。日本涌现了塚本善隆、山本达郎、藤枝晃、池田温、上山大峻等一大批敦煌学学者。出版了日本引以为荣的两项学者集体合作完成的重大项目：一项由石滨纯太郎成立的“西域文化研究会”，集合一批专家，研究找回的大谷文书，汇为六卷本《西域文化研究》；另一项是敦煌文献研究委员会编纂的《斯坦因敦煌文献及研究文献中业经引用介绍的西域出土汉文文献分类目录初稿》。此外，产生了敦煌佛教史、经济史、敦煌历史、中晚唐以来的敦煌佛教社会及文学等方面的一大批优秀研究成果，还有秋山光和、东山健吾、百桥明穗等学者在敦煌石窟艺术研究方面的成果。 [4]

80年代以后，随着各国敦煌资料的陆续公开出版，日本朝着专一化研究和集体综合研究两方面发展。某一种文献的集大成著作纷纷产生，如知名敦煌学专家池田温的《中国古代籍帐研究》，分概观和录文两部分。概观部分是对中国古代籍帐的全面详细的研究。录文部分共收录敦煌、吐鲁番出土的籍帐、差科簿文书三百多件，在文书的汇集、缀合、校录方面优于前人。池田温的《中国古代写本识语集录》，是敦煌、吐鲁番等地写本文献中的跋文题记的汇辑，是敦煌写本的集大成之作。竺沙雅章的《中国佛教社会史研究》是利用敦煌文献研究中国佛教史的重要著作。在专精的研究方面，以《敦煌吐鲁番社会经济史文书集》丛刊为其典范。综合研究方面成果更多，日本成立了“青年敦煌学者协会”“吐鲁番出土文物研究会”等，以团体形式开展集体综合研究，代表了敦煌学发展的方向。1980—1983年编纂出版的十三卷本《讲座敦煌》是一项规模更大的集体合作项目，代表了当时日本敦煌学的水平。2000年，日本《亚洲学刊》出版了“敦煌吐鲁番专号”，展示了他们为百年敦煌学研究做出的贡献。其中收录了四篇论文：百桥明穗对莫高窟早期洞窟的探讨，森安孝夫有关沙州回鹘与西回鹘王国关系的新认识，高田时雄谈敦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