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学在海外 [1]
敦煌藏经洞文献在发现后不久，就被西方探险家所攫取，流散于英、法、俄、日等国的众多公私收藏机构，吸引了西方许多汉学、藏学、东方学等领域的学者竞相研究，特别是法国、英国、俄国和日本等国产生了一批在国际学术界有影响力的敦煌学研究成果，使敦煌学成为一门世界性学问。过去曾有一种说法：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外国。
斯坦因劫掠敦煌藏经洞出土的文献数量最多，有一万六千多件，其中有汉文和梵文、藏文、于阗文、粟特文、回鹘文等各种文字。英国学者在整理敦煌藏经洞文献方面做了一些工作。20世纪50年代，大英博物馆的汉籍保管员翟林奈整理了斯坦因所获汉文文献，但遗留下许多残片，到90年代由我国的敦煌学学者荣新江、方广锠对残卷重新编目。著名汉学家魏礼对斯坦因所获的五百余件绢纸绘画做了整理编目。1931年，大英博物馆与印度政府联合出版了《斯坦因敦煌所获绘画品目录》。因印度政府和英国政府共同出资支持斯坦因中亚探险，故印度政府也从斯坦因所劫获敦煌资料中分得一部分。比利时佛学家瓦雷·普散为765号敦煌藏文佛教文献编了目录。印度事务部图书馆馆长托马斯负责整理敦煌藏文非佛教文献。剑桥大学的贝利整理了于阗文写本。
在敦煌学研究方面，20世纪五六十年代，魏礼研究了唐五代敦煌地区祆教的流行情况、敦煌变文的译注、敦煌的民谣与故事。英国的崔维泽教授利用敦煌官制、法制、经济、氏族的资料发表了一系列研究唐史的文章。汉学家麦大维、杜德桥、巴瑞特等也利用敦煌材料，研究唐代儒学、礼法、小说、道教、民间宗教等。伊朗语言学家恒宁及其继承人博伊丝、麦肯吉、辛姆斯—威廉姆斯是粟特文的重要解读者和研究者。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除了著名学者韦陀教授对敦煌绢纸绘画做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外，英国有关敦煌研究的成果甚微。
值得注意的是，近三十年来英国对于敦煌学的贡献，是附设在大英图书馆的“国际敦煌项目”（The International Dunhuang Project，简称IDP）上的，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致力于英国乃至全世界所藏敦煌文献的数字化工作。现在全世界的学者都可以在该项目的官网（http://idp.bl.uk）上，看到斯坦因从敦煌和新疆所获部分文书的清晰照片。这个项目的实施，不仅有利于敦煌文献原卷的保护，也便于各国学者对敦煌资料的使用。项目在“通过国际合作以促进敦煌文化遗产的研究和保护”的主旨思想指导下，从1993年以来，联合世界各国收藏敦煌吐鲁番文献的单位，在伦敦、巴黎、柏林、圣彼得堡、敦煌等地，陆续召开了多次以敦煌和中亚写本的保护为主题的小型会议，对于敦煌写本的保护和研究都产生了推进作用。 [2]
法国也是国外整理、研究敦煌文献方面学者辈出、成果丰硕的学术重镇。伯希和凭借其深厚的汉学功底在敦煌藏经洞挑选了最有价值的材料，整理了他所获取的部分汉文写本目录，编著了《敦煌石窟图录》。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法国汉学家谢和耐、吴其昱、苏远鸣等利用伯希和及中国著名敦煌学者王重民的目录草稿，重新编纂法国国立图书馆藏敦煌汉文写本目录。1973年法国国立研究中心和高等实验学院第四系联合组成的483研究小组是西方唯一的敦煌学专门机构，其宗旨是编写法国国家图书馆所藏伯希和敦煌汉文写本目录，指导和推动敦煌写本的研究。他们在20世纪80年代陆续出版了《法国国家图书馆藏伯希和敦煌汉文写本目录》《伯希和敦煌石窟笔记》《法国国家图书馆藏伯希和敦煌写本丛书》。著名汉学家马伯乐受斯坦因之托，整理了斯氏第三次中亚探险所获汉文文书。拉露完成了敦煌藏文编目。哈密顿整理了回鹘文文献。
在敦煌文献研究方面，马伯乐利用敦煌文献研究道教和汉语音韵，他找出的南朝道士宋文明所著的《道德义渊》，非常重要。苏远鸣主编了三册《敦煌研究论文集》，发表了他领导的敦煌研究小组专家们的敦煌学研究成果，包括道教、道教史、民间宗教和占卜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国学者的敦煌学研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其中最有影响的是著名汉学家戴密微，他在利用敦煌文献研究汉学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他对敦煌文献中的禅宗文献的价值十分重视。他与中国著名敦煌学者王重民经常探讨敦煌文书中有关汉地和印度僧人在吐蕃争论“顿渐”问题的材料，出版了《吐蕃僧诤记》，此书拓展了敦煌禅宗文献研究的范围。他在汉藏佛教史、汉藏关系史等许多方面都有所贡献。戴密微也研究通俗文学作品，如变文、曲子词、通俗诗及童蒙读物等。谢和耐和童丕利用敦煌文书开创了社会经济史研究，借助敦煌契约文书研究敦煌的借贷问题—中国中古时代的物质生活与社会。1998年，以利用敦煌材料研究“书籍考古学”著称的戴仁教授就任法国远东学院（EFEO）院长后，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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