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神圣的大学

系分出，独立建系，由宿白先生担任考古系首任系主任。

50年代的北大历史学系，云集了当时顶尖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当时给我们这个班授课的师长，都是我国历史、考古学界的一流学者，如周一良、张政烺、田余庆、商鸿逵、张广达、苏秉琦、宿白等先生。我比较熟悉的是给我们考古专业学生讲授考古学课程的各位师长，如教授旧石器考古的吕遵谔先生，教授石窟寺考古和中国考古学史的阎文儒先生，教授新石器时代考古的严文明先生、李仰松先生，教授商周考古的邹衡先生，教授战国秦汉考古的苏秉琦先生、俞伟超先生，还有教授三国至元代的各代考古的宿白先生等，他们都是为新中国考古工作的开启和考古学学科的建设做出过重大贡献的开拓者。

很多先生的学识和风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周一良先生那时不过四十岁上下，他上课的时候风度翩翩，简洁明快，重点突出，流畅清晰，从不照本宣科，既严谨又轻松，听他讲课是一种享受。邓广铭先生是宋史专家，对古典文学和宋词也有精深的研究。他比周一良先生大几岁，圆圆脸，身材微胖，为人非常谦和，说话带一点山东口音，他的博学和严谨令人难忘。

考古专业的老师们授课，都亲自编写教材，精心备课，有材料、有分析、有研究、有观点，视野开阔，让人体会到他们对考古事业的热爱和感情。教授商周考古的邹衡先生，素有“商周考古第一人”之称，在国际学术界享有极高声誉。苏秉琦先生教授战国秦汉考古，他本人曾经在陕西省的渭河流域从事田野调查，并参加了宝鸡斗鸡台遗址的发掘。他写的《斗鸡台沟东区墓葬》（1948）考古报告，对周秦文化的面貌进行了分析，提出了先周、先秦文化的问题。他对东周墓葬的分期研究，为建立中原地区东周墓葬的断代标尺奠定了基础。就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区域分布的格局、系统等问题，苏秉琦先生的研究方法和观点，在考古学界也有着广泛的影响。严文明先生那时还很年轻，他不仅给我们开设了新石器时代考古的课程，还开设了中国考古学、田野考古学、考古学导论和考古学理论与方法等课程。他长期从事学术研究与田野考古，曾经参与主持了河南洛阳王湾、邓州八里岗、山东长岛北庄和江西万年仙人洞等数十处考古发掘项目，发现了中国最早的陶器和稻作农业遗存，揭示了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多种类型的聚落遗址，为复原中国史前和早期历史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

宿白先生教我们三国至元代的各代考古。我最喜欢魏晋南北朝的这段历史，所以宿白先生的课我特别喜欢。宿先生告诉我们石窟考古怎么去做，怎么利用佛教典籍结合考古资料做研究。宿白先生曾运用类型学方法，对魏晋南北朝隋唐墓葬做过全面的分区分期研究，从而为研究这一时期墓葬制度的演变、等级制度和社会生活的变化奠定了基础。他还是我国佛教考古的开创者，曾多次主持石窟寺遗迹的考古实习，对国内许多石窟都做过测绘或部分测绘，进行过记录和研究。1959年，他还参加了对西藏文物的调查。

考古虽然属于历史学科范畴，但因为考古的研究对象是古代留存的各种遗迹和遗物，所以它的方法和手段同历史学研究主要运用历史文献的方法有所不同，必须采用科学的田野调查、发掘，并对发掘揭示的遗址和遗物进行记录、整理和研究。没有野外考古的实践和锻炼，就谈不上学会了考古。因此田野考古实习和专题考古实习是考古专业学生必不可少的基础功课。

北大考古专业留给我最深刻的印象，就是教考古的老师和学生的关系非常特殊，和历史学系的其他师生之间的关系不一样。考古专业的师生常常一同外出考察，所以学生和老师走得很近，感情自然更加深厚。那时候的考古专业真是名师云集，现在想想自己实际上并没有很好地利用当时的条件，没有抓住机会更多地向老师们请教。我现在才明白，当年老师们教学的用心和苦心。比如讲旧石器考古，就一定要引经据典，从许多外国考古专家讲起，从斯文·赫定讲到其他的考古学家，原来这就是在讲考古的学术史。

现在我回北大，考古系的老师告诉我，当年教我的老先生的学生都退休了，现在的老师我几乎都不认识了。随着前辈大师一个个离开，这个校园也渐渐地从熟悉到陌生。现在我还会时常想念当时的这些老师，也想念当时读书的氛围。

回忆苏秉琦先生

苏秉琦先生治学非常严谨，博闻广识，他给我们开设的战国秦汉考古的课程对我的影响很大。苏先生为人谦和热情，他是那种一看就让人感到亲切可敬、如沐春风的人。他是新中国考古学的开拓者、奠基人之一，也是北京大学考古专业的主要创办者之一。他毕生从事考古学研究，培养了许多考古学的人才，取得了许多具有开拓意义的学术成就。

苏先生曾经参加、主持和领导过许多重要遗址和墓葬的发掘与研究。比如30年代他参加了宝鸡斗鸡台遗址的发掘，这是我国考古学初期的一项重要发掘工程。50年代他曾经协助夏鼐、郭宝钧主持新中国成立后首次大规模进行的辉县发掘，亲自发掘结构复杂的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