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神圣的大学

给了我们这些学生很好的锻炼。1961年到1962年新开的专业课是旧石器时代考古和新石器时代考古，分别由吕遵谔和严文明两位老师讲授；1962年到1963年新开的专业课是秦汉考古，由俞伟超老师讲授。

50年代的北大学生内心充满了对知识的渴求，当时有不少专家名人来北大讲演，大大激发了学生们学习和创作的热情。苏联作家波列伏依、卡达耶夫，印度作家库玛尔，日本作家藤林成吉、青野季吉，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夫人，苏联电影大师邦达尔丘克，还有我国学者李健吾、陆侃如、刘大杰、吴祖光，相声大师侯宝林，电影演员赵丹、白杨、黄宗英、孙道临等，都曾经到北大与学生们交流。 [1]

我对艺术是发自内心的喜欢。有一次我们几个同学一起去王府井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看《雷雨》，当时要坐332路公交车到动物园站，再坐103路电车到北京人艺。我们从剧院回来时错过了最晚的班车，于是就三五成群地唱着歌，从王府井一路走回校园，到学校时已是凌晨四点了。这样的精神恐怕只能出现在那个年代。当时的北大人就有那样一种朝气和热情。

在去北大的前夕，父亲曾和我有过一次长谈。父亲说：“你考上了北大，未来的人生将会是另外的一个天地，你将会有更加广阔的视野。”果然，我一到北大，就不断听周围的人说北大有多少名师，有多少图书，北大过去出过多少人才。这确实是一个学术的圣地。

50年代的北大，有一批出色的教授。历史学系大家云集，其他系也是一样，比如中文系有著名的“三巨头”：吴组缃先生、林庚先生、王瑶先生。三位先生在为人处世、治学方法各方面都各有特点。学生可以同时接触不同治学风格的老师，最大限度地吸取不同老师的长处。学生在主要受某个教授的影响的同时，又可以吸收其他教授的长处，这是一种有利于培养人才的健全的教学格局与学术生态。

文理交融、兼容并包的学术风气也是北大精神传统中重要的方面。在北大的学术传统中，一直有着继承全人类所有文化遗产的眼光和气魄。对于多元的中国文化，对于新的现代文化，对于西方文化，都鼓励学生培养一种开阔的世界视野。北大的精神传统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追求独立的人格，自由的思考，奋力开辟新的领域，投身国家和民族最为需要的事业。

群星灿烂的历史学系

20世纪20年代，以田野考古为标志的近代考古学传入我国。20世纪中国档案界“四大发现”，即殷墟甲骨文、敦煌藏经洞文书、北京故宫内阁大库档案、居延汉简的发现，推动了国内的许多学者加入近代考古学研究的行列。利用考古学重建中国古代史的学术体系，这是现代中国考古学的开端。

早在1922年，北京大学就在研究所国学门（后改名为文科研究所）成立了以马衡先生为主任的考古学研究室。1934年后，由胡适兼任考古学研究室主任。1946年，又成立了以向达先生为主任的文科研究所古器物整理室，聘请梁思永、裴文中先生为导师，开始招收研究生。

1952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统一部署，全国高等院校进行了院系调整。调整后的北大史学系也随校从城内沙滩迁到西郊燕园，组成新的机构，名称由原来的史学系改为历史学系。调整后的历史学系有原属北大的教师，也有清华和燕京大学并入的教师。过去北大、清华、燕京三足鼎立，50年代后就融为一体了。翦伯赞先生担任系主任，他在三校融合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邓广铭先生就称赞他能够巧妙地把三校历史学的老师团结起来，通力合作，消除门户之见。新的历史学系集聚了一群学术大家，除了翦伯赞、向达等先生，还有杨人楩、齐思和、邓广铭、邵循正、周一良、王铁崖、苏秉琦、张政烺、邓之诚等海内外知名的学者。 [2]

院系大调整期间，在文化部和中国科学院的积极支持下，为抢救全国各地大规模建设工程中所发现的文物，培养考古文物工作人员，在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设立了考古专门化教研室，把考古所、北大和文物图书三部分力量集中起来，连续办了四期考古学培训班。这件事情由苏秉琦等先生发起，后来由郑振铎出面，郭沫若牵头，由北大作为主办单位，负责颁发聘书和毕业证书。培训班的授课教师都是当时历史和考古领域的大家。郭沫若讲奴隶社会史，尹达讲原始社会史，翦伯赞讲封建社会史，裴文中讲旧石器考古学。四期考古学培训班奠定了后来考古学学科教学和人才培养的基础。 [3]

1952年，北京大学正式将考古学学科专门化，设立考古专业。当时的考古专业设在历史学系，由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苏秉琦先生兼任考古教研室主任，聘请郑振铎、裴文中、夏鼐、梁思永、林耀华、郭宝钧诸先生兼任教授。原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古器物整理室、北京大学博物馆以及燕京大学史前博物馆合并成为考古教研室文物陈列室。北京大学考古专业是新中国的首个考古专业。 [4] 北大正式成立考古系是在1983年，由北京大学校长办公会议决定，考古专业从历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