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神圣的大学

在北大历史学系抄文稿

我是一个人坐火车去北京大学报到的，那是1958年9月。

我坐的是慢车，从上海到北京要三天三夜。列车上的设备非常简单，卧铺就是木条凳，靠背很低，不是卧铺的话，坐的地方连靠背都没有。列车上没有餐车，也没有地方买吃的，出门的时候家人给我准备了干粮和水。火车每到一个站，都要停很长时间。从窗户望出去，觉得许多城市和上海比起来差距太大了。

我动身去北大报到前，并不知道那一年北大入学报到的时间推迟了。为了这件事，《人民日报》还特意登出了一个通告，但是我没有看到，也没有任何人告诉我。结果我到了北京火车站之后，发现既没人接也没人管。我感到很纳闷，怎么北京大学都没有迎接新生的安排？只能自己想办法摸到了北大。我记得找到了当时的16斋，准备办理报到手续。但是人家说这里不是报到的地方，让我去27斋问问。结果27斋也根本没有人办理报到手续。

那怎么办？总不见得再回上海吧。我就一个人在燕园里走走看看。第一次见到北大，很是兴奋激动。我觉得这个学校太大了，很怕自己迷路。因为我的行李还没有寄到，那天晚上我就只能在27斋的一块木板上将就睡了一晚。结果着凉了，半夜就发起高烧。可是人生地不熟，在北京我一个人也不认识，只能硬撑。好不容易挨到第二天，遇到历史学系一位高年级的同学才知道，原来是报到的时间推迟了。那位学长看我的字写得还可以，就让我帮他抄文稿。于是，在等待报到的日子里，我就每天到历史学系办公室给他们抄文稿，抄的都是北大学长写的文章。我看见书架上放了许多线装书，边抄边想，这些大哥哥大姐姐学问太大了，文章写得真好。抄着抄着，我和一些高年级的同学就熟了。听他们说起考古专业，觉得很神秘。有同学告诉我考古很好玩，可以经常到野外去游山玩水。对人生懵懵懂懂的我，其实还没有什么远大志向，只是希望未来不要整天抱着书本。如果考古真像他们说的那样，那不正是我想选择的专业吗？能够饱读诗书，还能游遍名山大川，这自然是天底下最有意思的事了。

我在上海读中学时，受父亲的影响，特别喜欢到博物馆看文物展览，知道许多精美的文物都是经过考古发掘出土的。所以，我对考古专业充满遐想，觉得考古工作一定很有意思。入学不久就要分专业，我不假思索就报了考古专业。现在想起来，其实我对考古工作究竟要干什么是一无所知，后来才知道其实并没有多少人愿意去学考古，因为太苦了。我就这样稀里糊涂地选择了考古专业。

兼容并包的学术风气

1958年我入学之际，全国正在开展“大跃进”运动，北京大学也在开展“双反”运动，进行教学改革。我所仰慕的张政烺先生被调离了北大，马寅初校长也遭到了批判。

令我感到幸运的是，在教学改革的风潮中，北大的很多师长依然坚持一丝不苟的教学，依然有同学照常勤奋学习。我依然可以感受到北大特殊的学习氛围，感受到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传统和勤奋、严谨、求实、创新的学风。我记得历史学系当时还建立了统一的图书室和阅览室，经过1959年到1961年的逐步扩充，资料室形成了比较完整的规模，给师生的教学科研带来极大的便利。后来历史学系还协助中文系筹办了“古典文献专业”，设置这个专业的目的是培养整理古典文学、史学、哲学方面文献的人才。

虽然有这样那样的运动，但是整个50年代北大的校园氛围中，洋溢着为共和国现代化建设而奉献的热情，几乎所有年轻人都毫不怀疑地相信，一个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新时代正在走来。在这样一个激情燃烧的年代里，刻苦学习、努力成为国家所需要的人才，是当时北大学子共同的理想。

我记得当时在上海的街上已经没有多少人穿打补丁的衣服了，但是北大有不少学生的衣服上还打着补丁。当时大学生的生活条件普遍比较艰苦，但大家也没有苦的感觉，普遍比较乐观和积极。艰苦的生活条件没有影响到北大学生的学习热情，图书馆里总是人满为患，晚到的同学根本没有位子。有时候图书馆门前还会排起长龙，等到门一开，同学们就蜂拥而入抢占座位。后来因为图书馆的座位实在满足不了所有想读书的学生，只能实行分配制度。图书馆给各系各班分配了座位号，拿不到号的同学只能站着读书。这就是那时候的学习氛围。每个人的粮食也有定量，食堂的甲菜是一角，乙菜是八分，都是荤菜；丙菜六分，丁菜四分，没有肉，全是素的。刚到北方，吃惯了米饭的我，一开始不习惯吃面食。当时一个大学生每月生活费也就十来块钱，戴得起手表的学生很少。如果某个同学戴着手表，大家就说他是“有表阶级”。

入校之后，我们58级学生因分专业早，参加田野考古机会较多。我们1959年参加陕西省华县发掘工地的“认识实习”；1960年参加怀柔抢救性发掘；1961年参加正式的生产实习—昌平县雪山发掘，发掘了雪山文化遗址，还发现了西周燕国墓葬、汉代墓葬和辽代居住遗址。这么多实习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