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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一直以来，我和贝拉克彼此之间都非常有共鸣，但我也知道，他现在整日里身边围绕着各个领域的专业顾问，可以接触到各种顶级的机密信息，就我个人的理解，那些机密绝大多数应该都是关于国家安全的，因此，他根本不需要我的建议。通常情况下，我都希望他和我，以及两个女儿待在一起的时候能够获得短暂的休息，尽管他现在几乎每时每刻都被工作包围。毕竟，毫不夸张地说，我们本就生活在办公室。

贝拉克一直都非常擅长统筹区分，当他跟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尽力做到不分心，完全地融入我们。这是我们俩共同学到的一项本领，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的工作和生活都变得越来越繁忙、越来越紧张，所以，我们的工作和生活之间的屏障需要不断加高，我们也学会了守护工作与生活之间的界限。因此，我们晚餐的时候不会谈本·拉登，不会谈利比亚的人道主义危机，也不会谈有关茶党的事情。我们有孩子，孩子需要空间交谈、成长，而只有当我们下决心将那些大的忧虑和紧急事件暂时抛于脑后时，我们才会有真正属于我们的家庭时间，以用来考虑我们这个家庭的问题。这时候，贝拉克和我会一边坐着吃晚餐，一边听两个女儿讲一些发生在塞维尔友谊学校操场上的事，或者听玛利亚讲她做的关于濒危动物的研究项目的一些细节。这时候，我们似乎觉得，孩子们的事情才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因为对我们来说，她们就是最重要的人，她们的话当然值得我们以最认真的态度去倾听。

然而，即使在我们吃饭的时候，工作依然在不断堆积。经常是饭刚吃到一半儿，我从贝拉克的肩膀上向外看去，就能看见在餐厅外的走廊里，工作人员正将我们的晚间简报堆放在一个小桌上。这也是白宫惯例的一部分：每天晚上会有两个文件夹送来，一个是我的，另外一个更厚、皮面装订的则是贝拉克的。两个文件夹里都装着我们各自的办公室为我们准备的文件，按照惯例，我们应该在当天晚上读完。

到了晚上，我们把孩子哄睡后，贝拉克通常就带着他的文件夹消失了，他一般会去条约厅，而我则带着我的文件夹走进我在更衣室里的休息区。我一般每天晚上会在那里花费一到两个小时读完文件夹里的材料，有时候，我也会选择在第二天早上来完成这件事。文件夹里的文件通常都是工作人员做的记录，或者是我要演讲的内容草稿，或者是一些必须要做的决定，总之，都与我所发起的活动相关。

在我发布“让我们行动起来”的运动一年后，我们终于看到了成果。我们和不同的基金会、食品供应商结盟，在学校餐厅开设了六千个沙拉吧，聘请当地厨师帮助学校提供膳食，这些食物不仅健康而且美味。当时美国最大的食品零售商沃尔玛也加入了我们的运动，承诺要和我们一起努力，减少它所提供的食品中的糖分、盐分和脂肪含量，同时降低农产品价格。我们也争取到了全国五百个城镇的市长、镇长的支持，他们都承诺要在当地想方设法应对儿童肥胖问题。

更重要的是，整个2010年，我都在努力帮助贝拉克的政府推动一项新的儿童营养法案，以期通过国会审议，从而确保孩子们在公立学校能够享受健康、高质量的食品，同时提高联邦资助餐的补偿比例，这一做法是近三十年来的第一次。通常情况下，我不愿意涉足白宫西翼的政治，更不愿参与政策制定，但是，这次情况不同，这对我来说就是一场大决战，因此，我破例将自己投入进去。我花了数小时专门给参议院和众议院的议员打电话，试图说服他们，让他们相信我们的孩子值得享用更好的食品。我跟贝拉克、他的顾问，以及任何感兴趣、愿意听我说的人无休止地谈论这一问题。新法案规定，在每天供应的大约四千三百万份学校午餐中，应该增加更多的新鲜水果和蔬菜、全谷物，以及低脂乳品。法案限制通过学校的自动售货机向孩子们售卖垃圾食品，同时，同意资助学校建造菜园并使用当地自然生长的产品。对我来说，这一法案如果能通过将是一桩好事— 一个能够帮助解决儿童肥胖问题的非常有效而且接地气的方法。

贝拉克与他的政策顾问也在努力推动这一法案的通过。即使在中期选举之后，共和党控制了众议院的情况下，贝拉克也将该法案作为一个优先项目不断与立法者商议，因为他知道，他对立法进行改革的能力将会有所减弱。12月初，在新国会还没产生之前，法案终于扫清了最后的障碍。十一天之后，贝拉克正式签署了该法案，使其成为一项必须执行的法律。当时，我满怀骄傲地站在贝拉克身旁，身边围满了当地一所小学的孩子们。

“如果我不能让这一法案顺利通过，”贝拉克和记者们开玩笑说，“那我就只能睡沙发了。”

至于我们的白宫菜园，我一直在努力，希望它不单单是一个菜园，而能成为一个宣传平台，为儿童成长与健康发声。最终，我看到了成果，2010年，贝拉克在国会顺利通过了《平价医疗法案》 [1] ，保证每一个美国人都能获得健康保险，而我的工作正是对这项法案的补充。后来，我又开始推动一项新的运动，我将其命名为“联合力量”。那是我和吉尔·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