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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各自的所有记忆和零散的思绪，从小时候干的傻事、少年时犯的错误，到各自之前谈过的不成功的恋爱，这些不成功的恋爱将我们引向彼此。贝拉克对我的成长经历尤其感兴趣。欧几里得大道的生活几十年如一日，我、克雷格、母亲和父亲组成了一个稳固的正方形。贝拉克在做社区组织者的时候在教堂待过很长时间，这让他对有组织的宗教很欣赏，但同时他并不传统。他之前就跟我说过，婚姻在他看来是一个不必要而且被过分夸张的习俗。

我不记得那年夏天把贝拉克带回家给父母介绍认识过，但是克雷格说我带他回去过。他说，那是一天傍晚，我们两个走到欧几里得大道上的家门口。克雷格当时刚好过来看望父母，正和他们坐在前廊上聊天。他回忆说，贝拉克很友好、很自信，和他们轻松地聊了几分钟后，我们俩到我的房间取了点儿东西。

我父亲一见到贝拉克就很欣赏，但是不敢抱什么希望。毕竟，他曾亲眼看见我是如何在普林斯顿大学的校门口甩掉高中时的男朋友大卫的。还有大学时打橄榄球的男朋友凯文，我看到他穿着吉祥物毛绒服装后就和他分手了，这些父亲也看在眼里。父母不敢表现得太热情。他们一直教育我要对自己的生活负责，我也是这么做的。我跟父母说过很多次，我现在要集中精力忙事业，没有时间谈恋爱。

克雷格说，父亲看着我和贝拉克离开后，摇摇头笑起来。“小伙子不错，”他说，“可惜长不了。”

如果说我的家庭是一个正方形，贝拉克的家庭应该是一个更为复杂的几何体，一个跨越重洋的几何体。1960年，他的母亲安·邓纳姆是夏威夷的一个十七岁的大学生，她爱上了一名来自肯尼亚的学生，名叫贝拉克·奥巴马，他们的婚姻短暂而复杂。因为她的新婚丈夫在内罗毕已有妻子。他们离婚后，安嫁给了来自爪哇岛的地质学者罗罗·苏托洛，然后搬到了雅加达，带着年幼的贝拉克·奥巴马—我的贝拉克·奥巴马，当时他六岁。

贝拉克跟我说，他在印度尼西亚过得很开心，和他的继父相处得很好，但是母亲担心他的教育质量。1971年，安·邓纳姆把儿子送回了瓦胡岛上的私立学校，和她的父母住在一起。她是一个无拘无束的人，之后多年，一直在夏威夷和印度尼西亚之间来回飞。贝拉克十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回夏威夷待过一段时间，此外他基本缺席，也不参与抚养贝拉克。那个男人显然头脑聪明，但有严重的酗酒问题。

不过，贝拉克还是得到了很多的爱。他在瓦胡岛的外祖父和外祖母对他和他同母异父的小妹妹玛雅都很宠爱。他的母亲虽然住在雅加达，但是对他非常关心，并随时为他提供支持。贝拉克还满怀深情地谈起他住在内罗毕的一个同父异母的姐姐—欧玛。跟我相比，他的成长经历充满动荡，但是他并不感到难过。他的故事是独一无二的。他的家庭生活让他学会了自立和乐观的处世态度。他的成长经历如此不同寻常，但他依然能成功地应对，这似乎也预示着他准备好将来承担更多。

一个温暖潮湿的傍晚，我和他一起去给一位老朋友帮忙—他做社区组织工作时的一个同事，问他是否可以去罗斯兰德的一个黑人教区做一场讲座。罗斯兰德位于南城远郊，20世纪80年代钢厂倒闭让这个地区受到重创。贝拉克也愿意花一晚上时间回到他曾经工作的地方，做一做之前的工作。我们走进教堂的时候，我意识到我们两个都还穿着在办公室里的衣服，我从未想过社区组织者都要做些什么工作。我们顺着楼梯走到一个地下室，低矮的天花板上挂着荧光灯，里面有大约十五名教区居民，我记得大部分是女人，她们坐在折叠椅上，正在闷热的房间里扇扇子，那个房间看起来应该还兼做日托中心。我在后面找了一个座位，贝拉克走到房间前面，跟大家打招呼。

对她们来说，他看起来一定就像是个年轻律师。我能看出她们在上下打量他，在判断他到底是个刚愎自用的外来者，还是肚子里真有什么有价值的东西。这种氛围我非常熟悉。我小时候，姑婆萝比每周都在非洲裔卫理圣公会教堂 [7] 开办轻歌剧学习班，我也参与其中，那感觉和这个教堂很像。这个房间里的女人跟萝比合唱团里的以及外祖父去世后带着炖锅菜参加葬礼的女人并无不同。她们是好心的有社区意识的女人，很多是单身母亲或者祖母、外祖母，在没有其他人愿意来帮忙时，她们是一定会前来的人。

贝拉克把他的西装外套搭在椅背上，摘下腕表放在面前的桌子上，以方便看时间。在做完自我介绍后，他发起了一场持续了大约一小时的谈话。他让大家分享自己的故事，谈谈自己在社区生活中关注的问题。然后，贝拉克又跟大家分享自己的故事，把它和社区组织的原则联系起来。他在这里是要说服她们：我们的故事把我们彼此联结在一起，通过这些联系，我们是有可能控制不满情绪，并把它转变成某种有用的东西的。他说，即使是在场的各位— 一个小教堂里聚集的一个小团体，身处一个感觉像被遗忘的社区，也能够建立起真实的政治力量。这需要付出努力，他这样提醒道。我们需要方针策略，需要倾听邻居的话，需要在缺乏信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