屯城村

斋诗钞》，后被收入《四库全书》。该诗集中以泊园命名的诗歌有《泊园松苑》《泊园听雨》《泊园对月》《解严走泊园对花作》《仲秋泊园卧病》《润十一月朔二日郊行看雪归泊园独饮有怀作二首》《留郭九子读书泊园以归省展期》《韩中散见枉泊园》《抵泊园甫成二首》等。

据乾隆版《阳城县志》卷十六《志余》载：“泊园，明太宰张慎言别业也。在县东三十五里屯城。其地名虎谷，本王国光尚书小筑，后太宰复营此为菟裘。其处松柏苍翠，溪涧曲折，秋冬之际，红叶弥满山谷间，尤为奇胜，溪尽处为小桥，桥北悬崖，建阁其上，状若飞楼，言曰“菌阁”，最称幽旷之居。”想必那座在桥北悬崖上建造的阁楼，远远看上去像一只巨大的蘑菇，所以起名为“菌阁”，张慎言在菌阁落成后，又诗一首，题为《虎谷飞阁成落之》，云：“别浦乍晴新雨后，长林才弄好音初。筇将倦矣云多白，酒忽醒时松正疏。淙响欲逋留可住，冷风送善领其余。看来诸好纷纷落，着此孤亭良不虚。”

想象不出泊园当时的风情，却可以感受到张慎言受贬后的内心苦闷。生于末世，时乖运蹇的感慨时见于诗中的字里行间。他在《秋雨后有怀》一诗中写道：“云凉苔冷叶纵横，寂寞垂帷观我生。澹此多心翻爱病，简之真寄不求名。卧听壁响非山水，静挹芳馨岂杜衡！良友天涯殊隐士，中间存没怆吾情。”?

“泊园”，在张慎言的心中，是人生的暖色，是故土的温情，是可避风雨的港湾。算下来张慎言在故乡的赋闲岁月，应该是他人生中最好的日子，官场上的荣辱得失，比起后来的贼害横行，国破家亡，实在也算不了什么。

张慎言在泊园的宁静时光非常短暂，崇祯三年被贬，崇祯四年便遭遇了匪患，匪患过后是兵患，崇祯六年又遭遇了一场可怕的大瘟疫，接着便是严重的饥荒。终究也没能在故乡寿终正寝。

崇祯四年（1631），王嘉胤帅匪众数万窜入阳城沁水，在坪上、屯城一带烧杀抢掠、杀人如麻。被当代称作“农民起义军”的贼众，完全是一伙没有丝毫人性的匪徒，屠刀之下，妇孺老幼，贫富贵贱，概莫能免。张慎言亲眼目睹了血流成河、尸横遍野的惨烈。为避匪患，张慎言在故乡修建了三层高楼，名曰“同阁”，盗匪来时，藏乡民于其上，救活乡民万余人。钱谦益在《列朝诗集》小传《张尚书慎言》：“金铭为人有别趣，诗亦有别调，怀负志节，敦笃友谊。家居时，流贼猖披，造三层楼，临洎水上，楼橹渠答，火炮悉备，一乡人保其上，贼屡攻不克，所全活者数万人。有才如此，而置之冗散，不得为国家挡一臂，由今念之，尤可痛惜也！”朝廷派兵前来平患，然而前来追剿匪众的官兵给民众带来的灾害比之贼患更甚。张慎言亲眼目睹了 “兵之害更惨于贼”的状况，愤慨不已，写下了《点灯行》一首长诗，描写了“我民耳目乱，呼天但号咷”的悲惨。他在《同阁记·后序》一文中记载了其时家乡匪患的真实情状。大致内容如下： 明朝壬申年的正朔四日，贼首王家胤（详见本书《花沟·寨上·坪上村》）先到了沁水的坪上烧杀抢掠（刘东星的老宅子就是在这个时候被一火烧尽），而后沿榼山进入阳城，向西到了端氏，又折而向东，以数万之众兵犯高都，郭谷、白巷诸村。烧杀抢掠，无法计算，有的死在水井里，有的跳了茅坑，有的跳了沁河。贼众抢夺人口玉帛满载而去。屯城的男女老幼，躲进了同阁，免受了奔逃之苦。当年的秋末，匪众又从武安过来突然袭击了屯城和上佛村，大肆烧杀抢掠，有乡民躲进了山上的崖窟中，被贼众以火攻之，幸免的人，又被硫磺毒烟熏死。死去的人太多了，可以用沟壑为单位来计量。有的一家十几口人中竟没有一个存活下来。乡人登上女墙望去，但见蜂拥而至的贼众密密麻麻弥漫在山谷间，有骑马的有步行的，一连数日，在屯城滞留不去的有万余众。张慎言五亩之大的家宅，挤满了匪徒，没有一点空隙，这些匪徒把耕牛椎杀了来享用，没有椎杀的将后腿砍断。张家的门窗桌椅、茶几屏风、车辇床第，全部被劈了烧火煮饭，从早到晚，不停地在焚烧……此时的屯城，连年遭受了匪患、兵患、瘟疫、饥荒，一灾更比一灾甚。《阳城县志》（康熙版）卷七记载，崇祯六年，阳城一带遭遇了大的瘟疫，一门之中，病死者十有六七，有的全家死绝。当年一冬无雪，翌年一春无雨，到处是横陈的死人枕藉于路。此时张慎言的诗歌中，忍泪含涕，其忧患悲愤之情不知向谁哀告控诉。有诗《寇至后大祲疫且甚，与死于杀掠者几等》一首可见一斑。

崇祯十一年（1638），张慎言被再次起用，任工部右侍郎，崇祯十四年（1641），官迁南京户部尚书、掌右侍郎御事。崇祯十七年，福王在南京即位，史称南明，拜张慎言为吏部尚书，张慎言上书“中兴十议”，虽被采纳，却难实施。他受到阉党的攻击弹劾，被迫上疏辞退。大厦将倾，独木难支。其时，张慎言唯一的儿子张履旋（崇祯十五年的乡试举人），贼犯阳城南部山区时被执，要把他送到平阳去，张履旋写了一封和亲人诀别的书信，叹曰：“吾大人不为乱臣，吾岂为贼子乎！”遂投崖自尽。家破国亡，致仕后张慎言无家可归，寄居安徽芜湖、宣城一带，只有孤孙张泰茹前来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