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点三十分，在大都会酒店的总经理办公室里，罗斯托夫伯爵在办公桌前坐了下来，桌子另一边坐着的是一个脑袋窄小、举止高傲的人。
伯爵在广场餐厅接到“主教”的传唤时，还以为出了什么急事。因为来人耐着性子等他喝完那一小杯咖啡之后，便立刻把他带到了行政办公室。伯爵进了办公室的门，“主教”却连头都没抬，仍自顾自地在桌上签着文件。他把手里的钢笔晃了晃，朝摆在桌子前的空椅指了指，表示他待会儿才有空。
“谢谢。”伯爵也敷衍地点头，接受了这一敷衍的提议。
伯爵不喜欢坐着干等，于是趁着没事的这几分钟将办公室打量了一番。与约瑟夫·哈利茨基先生使用此屋时相比，这里颇有些变化。尽管前任经理的办公桌还在，但桌面上已不像从前那样空无一物，不仅堆着六沓文件，还摆了一只订书机、一个笔架和两部电话（这么配置估计是为了让“主教”可以一边往政治局打电话，一边把中央委员会的人晾在电话上等）。紫红色的躺椅不在了，据说那位老迈的波兰人最后就倒在了那张椅子上；现在那里立着三个灰色的有着不锈钢锁的文件柜。原先挂在墙上用来装饰红木镶板的狩猎场景画也被换掉了，取而代之的当然是领袖们的画像。
“主教”心满意足地在十二份文件上签完名之后，又把今天的第七沓文件放在办公桌的边上。他把手里的钢笔放回笔架，然后直视着伯爵的眼睛。这在今天还是头一次。
“据我所知，你是个习惯早起的人，亚历山大·伊里奇。”片刻沉默之后，他开口说道。
“意志坚定的人通常都这样。”
“主教”的嘴角轻轻地耸了耸。
“那当然。意志坚定的人。”
他把手伸到桌子边上，将那沓最新的文件摆整齐了些。
“你七点左右就在你的房间里用早餐？”
“对。”
“然后八点，你习惯到大堂去看会儿报纸。”
该死的家伙，伯爵在心里说道。他这么着急地打断自己美妙的午餐，把自己叫来，就为了问这些吗？显然，他肯定又有了什么鬼点子。可他为什么总要带着偏见呢？就不能有话直说吗？还是他不喜欢那种风格？难道他们要一直坐在这里，将伯爵一天内的安排过一遍？距离“三巨头”的每日例会只剩下不到一小时了。
“是，”伯爵有点不耐烦地承认道，“早报我一般都是早上看。”
“但你是在大堂看的。你会下到大堂来。”
“没错，我都是沿着楼梯下到大堂来，大堂里很舒服。”
“主教”仰靠在椅背上，他脸上的笑容稍纵即逝。
“那你也许已经知道早上八点差一刻时发生在四楼走廊里的事了。”
准确地说，伯爵是七点之后不久起床的。他先做了十五个深蹲外加十五次拉伸，接着享用完他的咖啡、饼干和水果（今天是橘子），然后洗澡、剃须、换衣服。他在索菲亚的额头上亲吻了一下后，便离开了卧室，准备到大堂去，坐在他最喜欢的椅子上看报纸。下了一截楼梯，便出了塔楼，然后穿过走廊来到主楼梯。这都是他惯常的路线。可今天，刚下到五楼楼梯口，他便听到楼下传来一阵骚动。
他当时的第一印象是有十五个声音在用二十种语言高声叫喊。随之而来的还有重重的摔门声、盘子被砸碎的声音，以及一种持续而粗厉的鸟叫般的声音。等他大约在七点四十五分下到四楼时，那里已乱得不可开交了。
那层楼几乎每扇房门都已经敞开，所有客人都站到了走廊里。那些人当中，有两名法国记者，一位瑞士外交官，三名从乌兹别克来的毛皮商人，一位罗马天主教会的代表，还有一位被遣送回国的男高音歌手和他的四位家人。他们都穿着睡衣，大多数人都在手舞足蹈地表达着自己的强烈不满。而与此同时，三只成年的鹅正一边嘎嘎地叫，一边扇着翅膀在这些人的腿中间到处乱窜。
有几个女人被吓得仿佛是鸟身女怪降临在了她们头上。那位男高音的妻子胆小地缩到她丈夫硕大的身躯后面，而克里斯蒂娜，酒店打扫卫生的女服务员，则吓得背靠着墙，手里紧紧地攥着空托盘挡在胸前，而她脚下，摔碎的餐具和洒了一地的荞麦粥混成一团。
男高音的三个儿子倒是表现出了些胆量。他们开始朝三个不同的方向出击，一人追赶着一只鹅。可这时，那位梵蒂冈来的大使却让男高音管管他的那些孩子，让他们注意自己的举止。只会说几句意大利语的男高音却对这位高级教士说：“你少在我跟前指手画脚，我不吃那套。”旁边还站着一位瑞士外交官，尽管他的俄语和意大利语都说得非常流利，但他只是一言不发地在一旁听着，再次彰显了他们国家一贯秉持的中立立场。高级教士往前一步，正想傲慢地再发表一番高论，这时，其中一只鹅，由于被男高音的大儿子逼到了墙角，情急之下从教士的双腿间飞快地窜进了他的房间。而紧接着，他屋里逃出来了一位年轻女人。她看上去绝对不可能是罗马天主教会的代表。只见她身上只裹着一条蓝色的和服式晨衣，逃到了走廊上。
此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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