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艾酒

十二点十五分，伯爵刚走到夏里亚宾酒吧。这里平日安静得如教堂一般，甚至可以容人们在此祷告和反思，此时却传出一阵声响，这在十年前是根本无法想象的。这声响中有笑声，有各种混杂的语言，有小号声，还有交杯换盏的声音。换句话说，就是肆无忌惮的喧哗之声。

是什么带来了这种转变呢？在夏里亚宾，主要变化有三个。一是一种令人喘不过气的名为爵士乐的美国音乐又回来了。该音乐曾经因为其特有的颓废风格而遭到禁止，可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布尔什维克人又开始支持它。他们之所以这么做，也许是想好好研究一下什么思潮能成功地席卷全世界。不管什么原因，反正此刻，如泣如诉的尖啸声和低沉的砰砰声正不断地从酒吧最里面的小舞台上传来。

第二个新情况是外国记者的回归。革命爆发后，他们被当时的布尔什维克人直接赶出了国。可这帮记者一个个老奸巨猾。他们把打字机藏好，出国以后，立刻换上别的衣服，刚数到十，他们便又一个个溜到了俄国乡下。所以一九二八年，国际新闻办公室又重新开张了。它设在一幢没有电梯的六层楼房的顶层。大楼的位置十分便利，正好位于克里姆林宫和秘密警察办公的大楼中间，而且刚好与大都会酒店隔街相对。因此，无论是哪天晚上，你都能在夏里亚宾酒吧里遇上十五六个国际记者协会的成员，他们缠着你，一聊就是好半天。而找不到听众的时候，他们就会在吧台前排成一排，像攀停在岩石上的海鸥一样，七嘴八舌地叫个没完。

紧接着，一九二九年又出现了更加不可思议的变化。那年四月，夏里亚宾酒吧突然来了不是一个，也不是两个，而是三名女招待，而且全是年轻漂亮的女孩。她们身穿黑色短裙，裙子下摆还不到膝盖。这些美丽动人的女孩在酒吧的顾客中间来回穿梭。她们苗条的身影，清脆的笑声，芬芳的香水味，为这里平添了一丝高雅的气息。如果说酒吧的记者更乐意说话而不是聆听，那么作为绝佳的共生对象，那些女招待则更愿意洗耳恭听，而不是自己滔滔不绝地说个没完。当然，某种程度上是因为她们的工作有赖于此。因为她们每周都要去捷尔任斯基大街街角的那幢阴沉沉的小楼里做汇报。在小楼里头阴沉沉的小办公桌后面，坐着一位阴沉沉的小个子。他会把姑娘们无意间听来的谈话一字不落地记录下来。 (16)

那女招待的这项任务，有没有让记者们因担心自己随心所欲的言论被汇报上去就变得谨小慎微，或者缄口不言呢？

正好相反。外国记者团有个长期有效的赌局：他们中的任何人，只要遭到“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传唤，便能获得十美元的奖励。为此，他们故意制造出一些耸人听闻的新闻，并把它们编进了谈话。一位美国人曾“一不留神”泄露了这样一条消息：在郊外某幢大别墅的后院里，一位心灰意冷的工程师根据凡尔纳小说里的规格和尺寸制造了一个大气球。另一位则接着说，有位不知名的生物学家正在用鸡和鸽子搞杂交试验，希望培育出早上能下蛋，晚上还能替人送信的鸟。总之，只要是在女招待们听得到的地方，他们就什么都说，甚至盼着自己说的那番话出现在她们的报告中，并被画上线。等报告交上去以后，它会砰的一声落在克里姆林宫的某张办公桌上。

来到夏里亚宾门口，伯爵便觉得今晚比平时还要热闹些。营造气氛的爵士乐队正在角落里忙活，以期跟上时不时爆发出来的笑声和鼓励声。伯爵从一片喧哗声中穿过去，来到酒吧不为人注意的另一头（这里，天花板和地板之间立着一根条纹大理石柱）。过了片刻，奥德留斯倚靠在吧台上，身子朝伯爵倾过来说道：

“晚上好，罗斯托夫伯爵。”

“晚上好，奥德留斯。今晚这是在庆祝什么呢？”

调酒师把头转向其中一个美国人。

“莱昂斯先生今天被带到‘格别乌’的办公室了。”

“‘格别乌’！怎么会呢？”

“听说有人在佩尔洛夫茶馆的地板上发现了一封莱昂斯先生写的亲笔信——信里有斯摩棱斯克周围军队的动向和火力部属的情报。可当‘格别乌’的人把信往桌上一摆，要求莱昂斯先生做出解释的时候，他却说，自己不过是把《战争与和平》中他最喜欢的那一段在纸上誊写了一遍。”

“哦，是的，”伯爵笑着说，“博罗季诺 (17) 战役。”

“因为这一成就，他赢得了那笔赌注，这会儿正替在场的每个人买酒呢。但今晚，我们能为您做点什么呢？”

伯爵在吧台上轻拍了两下。

“你这儿会不会碰巧有苦艾酒啊？”

奥德留斯闻言，抬了抬眉头。

这位调酒师太了解伯爵的喜好了。比如，他知道伯爵晚餐前总要喝一杯香槟或者干味美思酒来开胃；他还知道，晚饭过后，伯爵喜欢喝一杯白兰地；而当夜间平均温度降到4℃以下时，他会改成喝威士忌或者葡萄酒。可苦艾酒？他们俩认识十年了，伯爵却从来没点过这种酒。事实上，伯爵从来都不喜欢像糖浆一般黏稠的利口酒，至于那种颜色发绿，据说喝了会使人发疯的酒，伯爵更不会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