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迟早要选择一种哲学。这是生活的现实。至少当伯爵站在317号套房里那几扇熟悉的窗户前时，他是这么觉得的。他刚刚是用尼娜的钥匙溜进屋里来的。
不管是大量阅读后的慎重思考，还是凌晨两点喝着咖啡与人热烈讨论之后的反思，抑或只是基于某种先天的倾向，我们最终都会采纳一个基本的架构，采纳某个合理而且融会贯通的因果体系，而这种体系不仅有助于我们认识某些重大事件，而且能让我们理解构成日常生活的所有细节及其相互影响。无论它们是有意的还是自发的，是无法避免的还是无从预见的。
几个世纪以来，绝大多数俄罗斯人都是在教堂的屋檐下寻求哲学慰藉的。无论他们喜欢受到《旧约》的约束，还是更为宽容的《新约》的影响，对上帝的服从帮助他们理解了，或者至少是接受了那些无法回避的事物的存在。
为了跟上时代的步伐，伯爵的大多数同学都放弃了宗教，他们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们从别处找到了更好的心灵慰藉。有的人更喜欢追随达尔文的理论，因为它清晰明了，能让人看到自然选择过程中每一次转折的印迹。有的人则选择尼采和他的永恒轮回，或者黑格尔及其辩证法。毫无疑问的是，当你能把这些理论体系的著作读到第一千页时便会觉得，每一个理论都相当合情合理。
可对伯爵而言，他的哲学倾向本质上一直都与气象有关。具体地说，他相信好天气和坏天气带来的不可避免的影响。他相信早降的霜冻，持久的酷暑，不祥的云层，枯弱的雨水，还有雾霭，晴天和降雪等，都会对事物产生影响。他尤其笃信，温度计上那极其细微的变化能改变人类的命运。
你只要从眼前的窗口往下看看，就能找到现成的例子。不到三周前，温度徘徊在7℃左右，剧院广场一直空空荡荡，冷清凋敝。仅仅因为近来平均气温升高了3℃，树枝上已经开始打苞，更有麻雀的啁啾，无论老少，人们开始成双结对地在公园的长椅上逗留。假如气温上发生如此细微的变化就能让偌大一个公共广场随之改变，那我们凭什么觉得人类历史的进程不会同样受它的影响呢？
拿破仑应该会头一个站出来承认。纵然他手下有十五个师团的精兵良将，纵然对敌情做过仔细研究并制订出了一套周密的进攻计划，最终还是要和气温打交道。因为温度计上的读数不仅将决定他行军的速度，更决定供给是否会充足，以及他手下的将士的士气是高涨还是低迷。（啊，拿破仑，也许你征服俄罗斯的企图永远都不会得逞，但倘若当年气温再高上5℃，你或许还有一线机会带着半数部队逃回老家去，而不是像后来发生的那样，在莫斯科城和涅曼河之间葬送了三十万人的性命。）
如果战场上的例子不合你的胃口，那我们就用深秋的聚会来举例吧。比如说，你和你那帮泛泛之交都应邀去参加美丽迷人的诺沃巴茨基公主的二十一岁生日庆典。下午五点，你从化妆室的窗户往外看去，今天的庆祝活动看样子会受到天气的影响。气温只有1℃，天上布满乌云，还淅淅沥沥下起了雨。公主请来的客人们抵达时一定是又湿又冷，情绪也必然有些低落。而等你六点出发的时候，温度又下降了。这时候，温度刚好降到飘落到你肩膀上的不再是灰蒙蒙的秋雨，而是入冬以来的第一场雪。一场本可能把今晚的盛会搅黄的降雨，现在反而为它营造出了奇妙氛围。事实上，那景色太迷人了。雪花旋转着从天上悠悠地飘落，一辆三驾马车从道路上疾驰而来，而你的马车被它逼到了路边。那辆车的缰绳后面站立着一位年轻的轻骑兵军官，猛一看真像驾驶着战车的古罗马百夫长。
你花了一小时才把开进路沟里的马车弄出来。等你终于赶到公主的会场时，不幸的是，你已经迟到，同样迟到的还有一位你上军校时认识的朋友。事实上，你眼看着他从乘坐的无顶四轮马车上下来，双肩往后一扳，前胸一挺，接着就给一旁服侍的男仆来了个考验：他踩在了冰上，脚下一滑，屁股着地地摔在了地上。你赶忙过去扶他起来，用手搀住他，将他领进屋去。这时，宾客已从会客室分散到了屋里的各个角落。
你来到宴会厅，围着桌子很快地转一圈，找你的名牌。你原以为（因为你众所周知的健谈）你一定又被安排在某些别扭的表兄弟旁边。可没想到，你今天被安排在晚宴主宾的右首。而公主左边坐着的不是别人，正是在路上驱车疾驰，把你的车逼到路沟的那位年轻潇洒的轻骑兵军官。
你一眼就看出，他试图把公主全部的注意力吸引到他一个人身上去。他的如意算盘显然是先跟她吹嘘一番部队里的经历，再找机会替她倒几杯酒。然后，等到晚宴结束，主动伸出胳臂，领着她下到舞池，在玛祖卡的舞曲中一显他的英姿。等到乐队奏起施特劳斯的圆舞曲时，他无须再请公主跳华尔兹了，因为那时，在外面的露台上，公主和他已相拥在一起。
然而，年轻的中尉正打算给公主讲他的第一个故事时，厨房门开了，三名男仆托着大盘子走了出来。所有宾客的目光被齐刷刷地吸引过去。大家都很好奇，特伦特夫人为今天这个场合准备了什么好菜。等到三只银色的大餐罩被同时揭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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