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诉我，”他有些好奇地说，“你有没有尝试过说服布鲁萨尔上尉，他对那位女士的怀疑其实毫无来由？事到如今，难道他还坚持认为他们俩不是真的夫妻？他在写给我的信里说了不少针对她的难听话。你给他看莫斯比先生的护照了吗？”
“什么？”特纳觉得自己的法语有点不够用了，“噢，给了。我把那本护照交给了他，让他连同报告一起发给阿尔及尔的美国领事。但他怎么都不肯相信他们俩真是夫妻，因为莫斯比太太答应给他查看护照，事到临头却一走了之。所以他拿不准她的真实身份。”
“但他们的确是一对夫妻。”中尉温和地说。
“当然，当然。”特纳有些不耐烦，哪怕仅仅是谈到这个话题，他也觉得这是一种背叛。
“就算他们不是夫妻，那又如何？”中尉给自己和客人又倒了一杯酒。他察觉了特纳不想再谈这事儿，于是换了个可能不那么容易引起痛苦的话题。特纳没精打采地跟中尉聊着，但心里却一直想着在斯巴参加葬礼的那天。波特的死是他这辈子唯一真正不能接受的事情。虽然现在他清楚地知道自己失去了许多，波特真的是他最亲近的朋友(以前他为什么不肯承认这一点呢？)，但他觉得还要再过一段时间，等到他完全接受了波特死亡的事实后，他才有余力细细估量自己的损失。
特纳是个感性的人，所以他才对波特的葬礼耿耿于怀；布鲁萨尔上尉坚持要在葬礼上举行宗教仪式，当时他没有坚决反对，现在这事儿却让他的良心备受折磨。他觉得自己表现得太懦弱——他确信波特根本瞧不上那些装神弄鬼的玩意儿，作为波特的朋友，他有责任阻止那场闹剧。确切地说，特纳的确早已提出过异议，说波特根本不是天主教徒——严格说来他连基督徒都不是，所以他自然有权不让那些东西出现在自己的葬礼上。但布鲁萨尔上尉态度坚决地回答：“这都是你的一面之词，先生。他死的时候你也不在他身边。你根本不知道他临终时的想法，也不知道他有什么遗愿。就算你愿意担负起如此重大的责任，我也不能眼睁睁看着你强充内行。我是个天主教徒，先生，我也是这里的主官。”于是特纳放弃了。就这样，波特没能如愿被悄无声息地埋葬在岩漠或沙海之中，而是被正式地安葬在了要塞后面的基督教小墓园里，还有牧师吟诵拉丁语的经文。在多愁善感的特纳看来，这实在太不公平，但他却毫无办法。现在他觉得自己当时太过软弱，不够忠诚。当他清醒地躺在暗夜里回想起那一天，他总是恨不得奔回斯巴，找个合适的时机闯进墓园，毁掉他们安放在波特坟墓上的那个可笑的小十字架。这样富有仪式感的行动一定能安抚他愧疚的心情，但他知道自己永远做不到。
于是他转而劝慰自己现实一点，现在的头等要事是找到姬特，把她带回纽约。起初他总觉得她的失踪完全是个噩梦般的玩笑，最多再过一周，她一定会重新出现，就像他们坐火车去波西夫那次一样。于是他决心等到那一天。但是直到现在，她仍杳无音信，他终于明白自己还得等上很久很久——也许是永远，如果有必要的话。
他把杯子放到身旁的咖啡桌上，说出了心里的想法：“我不会离开这里，除非他们找到了莫斯比太太。”他问自己为何如此固执，为什么非要等姬特回来。他确信自己没有爱上那个可怜的姑娘。他们之间发生的那点插曲只是出于同情(因为她是个女人)和虚荣(因为他是个男人)，这两种情绪交织在一起，唤醒了征服的贪欲，仅此而已。事到如今，要不是刻意去想，他几乎彻底忘记了两人的那段亲密关系——在他记忆中，姬特还是初见时的模样，那时候她和波特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渴望了解他们所在的那个世界。这样一想，他的良心会感觉好过一点；他不止一次地拷问自己，她在斯巴不肯开门的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她是不是已经向波特坦承了自己的不忠。他热切地盼望她没说那事儿，他不愿再往下想。
“是啊，”达阿马尼亚克中尉说，“你总不能容光焕发地回到纽约，任所有朋友一遍遍追问：‘你把莫斯比太太怎么了？’那就实在太尴尬了。”
特纳暗地里有些畏缩。他的确不能这么做。他们共同的朋友说不定已经在互相打听消息(因为他已经在三天内先后给波特的母亲发了两封电报，分别报告了这两件不幸的事情，当时他还以为姬特很快就会出现)，不过至少这里和纽约相隔万里。他不能面对面地听到他们说：“这么说来，波特和姬特都不在了!”他绝对不能容忍这样的事情。他知道，只要他在布诺拉待得够久，她早晚会重新出现。
“太尴尬了。”他勉强笑了笑，表示同意。单单是波特的死就够难应付了。一定会有人说：“看在上帝的份上，你就不能把他弄上飞机，随便去哪儿找家医院吗，至少能去阿尔及尔吧？要知道，伤寒发展得可没那么快。”那他只好承认自己丢下他们一个人跑了，因为他“消受”不了这片沙漠。不过他也不必担负所有罪责，波特自己太过大意，他出发前竟然什么疫苗都没打。但要是他丢下生死不明的姬特自顾自回到纽约，那就怎么都说不过去了。
“当然。”中尉善解人意地说。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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