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罗所述及的种种新鲜事里，最叫欧洲人困惑的，大概就是中国没有基督教作为道德基础，其公共安全和诚实交易竟比欧洲要好上许多。欧洲人长久深信远东有个传说中非常富裕而类似乌托邦的国度，创建者是四处云游的基督徒“约翰长老”（Prester John）；但像马可·波罗口中的中国那么不凡的非基督教王国，又和这传说中的国度不合（即使马可·波罗和其他欧洲旅人已戳破约翰长老的传说，仍有人深信不疑；不久，一般人干脆把这深信不疑的乌托邦搬到非洲境内尚未探勘的地区）。
的确有一些贸易商和传教士，继马可·波罗之后来到中国，来到一个几无穆斯林与他们竞争（而与印度不同）的国度。但马可·波罗口中的美好机会存世不久。他死后不到三十年，蒙古帝国就开始分崩离析，渐渐化为彼此相征战的几个独立王国，横越中亚的贸易路线再度变得危险重重，马可·波罗横跨欧亚大陆途中所见到的诸多大城，有几个几乎消失不见。在中国本土，明朝收拾乱局，恢复安定，但这个王朝对待外族、异文化的心态远不如前朝开放。蒙古人身为中国世界观里的外围分子，很乐于和中国人以外的民族交往；马可·波罗居留亚洲期间就曾在忽必烈汗朝廷里任职。明朝认为不需外国官员，不久就采取措施限制各种对外接触。
在欧洲人盲目无知而亚洲动荡不安之际，《马可·波罗行纪》似乎注定只能成为奇闻轶事，而无法成为商务指南。他在返乡途中曾短暂停留苏门答腊，并记下在当地的见闻。根据他的笔记，欧洲人所渴求的香料，其实就来自这里，在这里，欧洲人可以便宜买到香料，比威尼斯人在亚历山大港所付的价钱还要便宜好多。但他的威尼斯同胞不识这天大的好消息。
懂得把握这宝贵信息的，反倒是威尼斯的诸位对手。史上第一个利用马可·波罗资料绘制的地图，出自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外号“航海家”的葡萄牙亨利王子（Prince of Henry）爱读《马可·波罗行纪》，爱不释手；今日西班牙的塞维尔市（Seville），保存有此书一部，书中页原有热那亚人哥伦布所写的批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