蕾蒂·科汀·波格莱宾（Letty Cottin Pogrebin）回忆起1963年的一天，她刚刚出差回来，坐在格林尼治村的花园寓所里。这次出差她一共去了七个国家，回来后她就想：“我永远不要结婚。”那年她23岁，她说之前她一直以为，自己总有一天需要嫁人，依靠丈夫生活，但是这次出差打消了她的这些念头。“寻求自我实现的单身生活可以证明自己的能力——我自己修马桶，自己装灯，自己换轮胎，不需要别人来帮助我。这些事情你能自己做了，就不用可怜兮兮地当别人的婆娘了。”
第二天，波格莱宾接到一个男人打来的电话，邀请她到火岛（Fire Island）过生日。在那边的海滩上，她认识了劳动就业领域的律师伯特（Bert），六个月以后他们就结婚了。她说她丈夫是一名热心的女权主义者，他们一起参加妇女运动，一起阅读女权主义文章，平等地抚养三个孩子。她认为是她婚前的独立生活造就了他们夫妻平等的婚姻。认识伯特将近十年以后，她与其他人共同创办了《单身女性》杂志。“我四十八年没有和其他男人发生过性关系，”波格莱宾说，“以我过去的生活来看，简直不可思议。”
最讽刺的是，尽管传统性别角色的日渐淡化令保守人士甚感愤怒，但是从很大程度上来说，正是那些不愿进入传统婚姻的人拯救了婚姻制度。
如今美国人的单身现象越来越普遍，单身的时间也越变越长，他们比以往享有更大的生育自由和性自由，勾搭文化盛行，同性恋婚姻也变成了现实。尽管如此，或者说正因如此，大多数美国人都会结婚，或者和某个人保持一段时间认真负责的关系。这是目前美国与众不同的地方。
日本是一个结婚率迅速下降的国家，它的出生率与德国不相上下，均为世界最低（2014年日本的新生儿人数创历史最低）。日本国民已经开始摒弃婚姻，甚至摒弃异性之间的性行为，日本媒体将这一趋势称为“独身主义综合征”。[1]研究发现，有61%的未婚男性和49%的18岁至34岁的女性处于单身无恋爱关系状态，比五年前增加了10%。而另一项受日本计划生育协会委托进行的调查显示，有45%的24岁以下女性称她们“对性接触不感兴趣，甚至反感”。[2]根据日本杂志《女子Spa！》（Joshi Spa!）的说法，有33.5%的受调查对象认为婚姻是“没有意义的”。[3]
日本社会对异性配偶的排斥与他们性别角色的顽固僵化密切相关。日本女性接受教育，自己挣钱，然而家庭对她们的期望却没有改变。日本的工作周适合家有贤妻的男人，工作强度之大让一个仍需全心照顾家庭的女人无法应付。在日本，已婚职业妇女被称为“魔鬼人妻”。根据《卫报》（The Guardian）报道，日本人口与社会保障研究所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90%的日本年轻女性称她们更愿意单身而不愿意进入“她们想象中的婚姻”。[4]《卫报》专栏作家阿比盖尔·豪沃斯（Abigail Howarth）报道称，日本有句古语“婚姻是女人的坟墓”，在今天已被改写成婚姻是“（女人）来之不易的事业的坟墓”。一名32岁的女性告诉豪沃斯说，“你不得不辞去工作，变成一个没有独立经济收入的家庭妇女”。
这是对我们社会的一个警示，当两性角色失衡，女性群体获得更大的自由而社会又无法适应时，两性之间的关系就会出现问题。
天主教国家也出现了类似的现象，如意大利有越来越多所谓的“妈宝男”，他们不满那些忙于事业的女性同侪对家庭事务的疏忽，因此到了成年还继续和可以为他们洗衣做饭的母亲生活在一起。粗算下来，意大利的结婚率（即每1,000人中结婚的数目）在1960年为7.7，但是到了2013年只略高于3。[5]
在德国，职业母亲被讽刺为“渡鸦母亲”，而且根据经济研究所的数据，只有2%左右的高级管理职位由女性担任，[6]同样从1960年到2013年，德国的结婚率大致从9.5跌至4.6，下降了一半以上。
相比于这两个国家，北欧国家的结婚率并没有急剧下降，因为在北欧国家，社会政策和人们的思想观念更加平等，这些国家通过出台政策和进行文化调适，支持女性享有更大的自由。从1960年至2013年，芬兰的结婚率只从7.4下滑至4.6，瑞典则从6.7下降至5.4。[7]这两个国家的女性初婚年龄中位数均在30岁以上，过去它们的结婚率低于意大利和德国，而现在却与它们持平，甚至超过了它们。
北欧国家不仅结婚率高于其他国家，双方互相有承诺的非婚关系也更加稳定，这说明进步的性别观念，可以提高人们从异性关系中得到的满足感和相互之间的责任感。在瑞典，同居伴侣的分手概率要低于美国，如社会学家安德鲁·切尔林（Andrew Cherlin）指出，“孩子与未婚父母共同生活的瑞典家庭，相比于孩子与已婚父母共同生活的美国家庭，更不容易产生破裂的问题。”[8]艾米娜托·索乌回忆起她与一名瑞典男子的关系
更多内容加载中...请稍候...
若您看到此段落，代表章节内容加载失败，请关闭浏览器的阅读模式、畅读模式、小说模式，以及关闭广告屏蔽功能，或复制网址到其他浏览器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