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情支柱，我的全部”。艾米娜也说，“我总是告诉安，她是我生命中最最重要的那个人，这不是给她压力，只是因为那是我真实的想法。这种感觉就好像我们前生有缘”。
在安和艾米娜的生活开始发生交融的几年之后，安做出决定，她要离开华盛顿接受外地的一个工作机会。这次分离对她们的打击非常大。
艾米娜对她们分别前一起做的一切依然记忆犹新——打包行李，处理物品，告别聚会，等等。在安即将远行的那天上午——她先去奥斯丁后来又到洛杉矶——艾米娜回忆她哭得非常厉害，“早上七点我去买了咖啡回来，就开始歇斯底里地大哭，”她说，“那是我有生以来最艰难的事。”
我非常了解她的感受。
我和萨拉（Sara）
我和萨拉相识于1999年，那时我们都是公司的小职员。最初我们互相间并没有特别的好感。因为有共同的朋友圈，所以有间接的交往。很多年以后我们在一个聚会上偶然相逢，那时候我们俩都刚刚和男朋友分手，在聊着各自伤心故事的过程中开始建立起联系。
我们真正成为朋友是在我们俩工作压力越来越大、渐渐在所在城市立稳脚跟的那段时间。那时我和萨拉干劲十足，胸怀大志，都有幸在工作上被委以重任。我们从彼此身上获得忙里偷闲的喜悦和认可，我们都热切渴求放松，喜欢分析，喜欢天南海北地谈天。我们参加聚会都要带上对方，成为彼此固定的女伴。我的同事知道她，她的同事也知道我，我们知道彼此同事的各种事情，互相了解家里的故事，最终也认识了彼此的家人。
我和萨拉的关系有时只是一起喝喝啤酒、抽抽烟，但也有一般是长期伴侣或同胞姐妹之间才有的那种随意和亲密。当然，我们也会聊自己痴迷的男生，讲讲未曾与外人道之的单相思故事，说说那些激情或愚蠢的一夜情，从月经不规律到避孕套落在体内，一些女生定期会遇到的生理问题。不过这些只是谈资中的一小部分。
事实上，我们说得更多的是身上发了疹子怎么办、怎么处理办公室的闹剧，我们很少谈论性高潮或男人的阴茎。我们帮助对方寻找住处、争取加薪，我们指导对方如何更好地安排日常开支，我们一起为大选疯狂，一起分享读书心得，一起看电影，一起灭虫，一起看颁奖节目。
在友谊关系中，即使是最亲密的两个朋友也不会要求对方心里只能有自己一个。就像安说的，“女性之间的友谊，就好在它不排外，不是电影《高地人》（Highlander）里的那种情形，不会说‘只能有一个’”。
因此，我们二人甚至不能称为“最好的朋友”，确切地说，我们各自都有许多“最好的朋友”。我和萨拉有一个共同的朋友圈，我们一共六人，关系非常密切，经常一起度假。但是我们还有各自的朋友圈。我有来自老家的朋友、大学时的朋友、关系要好的同事，还有一个已经结婚的朋友，我还经常去她家玩儿。萨拉也有来自匹兹堡的老乡、大学同学和同事。虽然我们和彼此朋友的关系不是很近，但也都非常了解，我们好像都是其中的一份子。
不知不觉地，我们在重新建立一个非常古老而又现代的关系网。关于19世纪的女性关系，历史学家卡罗尔·史密斯–罗森伯格（Carroll Smith-Rosenberg）曾经写道，“朋友不是孤立的二元体，相反，她们通常是高度发达的综合关系网的一部分”[2]。
友情给了我成年生活中最想得到的东西——心灵相通的感觉、共同语言和快乐——还有安所说的她和艾米娜之间的那种感觉，那是我希望、但从来没能在跟男人的爱情和性关系中体验过的。我仅有的几次恋爱，几乎让我心力交瘁，而我和女性朋友之间的关系却给了我力量，而且使我在其他方面也获得了裨益：我所渴望的其他东西也更加容易实现了——更好的工作、更高的薪酬、更多的自信，连快乐也更加触手可及。
女性的友情不是精神安慰，也不是爱情的替代品。相互产生好感的两个女性不会安于现状，相反，她们会去寻找在爱情纠葛中缺失的重要东西，从而进一步提高要求。
“我不确定每个人是否注定会遇到那个特别的人，”艾米娜在谈到寻找未来的伴侣时说，“但事实上，你希望从男人身上得到的东西，我同样能从我的友谊中得到，这不仅仅是指安。我必须要为自己建这个家，我对它全身心地投入，受委屈了我可以回家得到安慰，受伤了我可以回家疗伤。我不知道是不是和男人也能够维持这样的关系。于我而言，朋友不只是重要，而是最重要的部分。”
我和萨拉相遇四年后，萨拉的男友在波士顿有个很好的工作机会，他们异地恋了一年后不得不做出选择。他执意要留在波士顿，尽管萨拉在那里没有很好的发展机会。
看着萨拉在选择中纠结我非常心疼。她已经30岁了，喜欢纽约，而且在纽约有一份很好的工作，薪水也不错，她还特别喜欢她住的那套公寓，她爱她的朋友。但是她也爱男友，也想尝试和他一起生活，看看能不能适应。
人近中年面临这样的折腾，让我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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