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对个人成就的追求变得更有可能。[3]我们的建国之父们，史华兹说：“非常重视一个有机的社会……将社会价值观内化，是防止自由变成放纵和混乱的主要保障”。然而这里被忽视的是，那些社会价值观和构成国家之本的有机社会，是建立在对公民选举权的剥夺、对黑人种族和全体女性的奴役之上的。按照史华兹的说法，一个充满不婚者的社会，他最后这样抱怨道，会纵容“把自私当美德的奇怪思想”。
但是史华兹错了，单身独居并不等同于公民不再参与自由社会的建设。首先，有多项研究表明，单身人士在社区中的表现，不像已婚者那样自私。
追随着上几代未婚女性的脚步（结果颇令人沮丧），2011年由现代家庭理事会（Council on Contemporary Families）主持的一项报告显示，84%从未结婚的女性（以及67%从未结婚的男性）会向其父母提供实际的帮助，相比之下这么做的已婚女性只占18%（已婚男性是38%）。这个更高比例的人群中也包括了未婚母亲。推动这项研究的社会学家之一的内奥米·格斯特尔（Naomi Gerstel）告诉《纽约时报》：“没有婚姻的人，有孩子或没有孩子的，更可能去关心照顾别人……让人产生疏离的不是孩子，而是婚姻”[4]。
从未结婚的女性更可能参与政治、签署请愿书、做志愿者和参加集会。埃里克·克林伯格也说过，单身独居者更有可能参加讲座，参与外面的世界，相比之下已婚成年人会更多地把精力放在自己的家庭中，他们或许会出席子女学校的志愿活动，却不一定会参加于自己或家人无益的组织活动。
未婚女性向世界贡献的这些补偿性能量值得赞赏，并且也和单身女性推动社会运动的历史进程相一致；此外，它一语道破那些中伤女性自私自利的言论产生的原因——千百年来人们对女性预设的期望即为，她们是无私的。
在势力强大的天主教会鼓励人们早婚的中世纪欧洲，人们还有唯一可行的一种出路，那就是进修道院。在16世纪宗教改革之前，许多有钱人家把修道院看作是安置未能出嫁或备不起嫁妆的女儿的庇护所（或倾倒场）。[5]然而一如往常，这是场非常明显的交易：如果女性不能奉献给婚姻，那就奉献给基督吧。西欧的有些地方还有更激进的逃避方法，让未婚女性成为贝居安会士——不避世隐居的半宗教性质的修女。许多女性选择成为贝居安会士，渐渐地，贝居安会士被视作威胁。在1274年里昂大公会议提交的一份报告中，奥尔米茨主教布鲁诺（Bruno）指出，贝居安会士很麻烦，因为她们“既逃避对神父的服从，又逃避对丈夫的服从”[6]。
主教的反对更明确地强调了女性的生活目的：她们应该，而且从来都应该舍弃自己为他人奉献，如果不为丈夫和孩子奉献，那就为神父、为上帝、为父母、为社区奉献。一旦女性所做的事不是为了服务别人，就立刻会被认为是大逆不道。
历史学家李·弗吉尼亚·钱伯斯–席勒写道，在19世纪，“和结了婚的姐妹一样，南北战争前的许多大龄未婚女性患有损害健康的疾病，身体脆弱，时常出现倦怠忧郁情绪，甚至精神失常”。但是，她接着又说：“大家普遍认同的是，女性不幸的根须，是在社会文化这块贫瘠的土壤中生长起来的，在这样的社会文化里，女性被要求极大地顺从和依赖男人，被鼓励在抹杀自我的条件下追求自我实现”[7]。
也许正是要求女性进行自我否定的社会预期，培养了当代女性的消费欲和占有欲。
虽然我个人反感《欲望都市》中用大量名贵的鞋子、高档的美食来显示女性独立的做法，但是我们对于应该把钱用于家居装饰的观念都已习以为常。看到凯莉·布拉德肖花几百美元买一双鞋子，我也许会吃惊地后退，但要是看到卡罗尔·布雷迪写支票买窗帘我或许眼睛都不会眨一下。
尤其对女性来讲，为自己添置东西是得之不易的自由。苏珊·安东尼26岁开始当小学老师赚钱的时候，她已经两次拒绝求婚，坚持单身。她给自己买了狐皮手套、白色的丝绸帽子、还有紫色的羊毛连衣裙后，写信问家里，要是她的伙伴们知道了会不会“因为自己已经结婚不能有漂亮衣服而感到难过”。[8]
1979年，《基督教科学箴言报》（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报道称，有单身女性为自己购买立体声音响、艺术品、饼干罐，还有家具，因为“单身女性也应该拥有好东西”，“谁想一直坐在装橙子的板条箱上等到有人给你的手指套上婚戒呢？”[9]适应这种新常态需要一个过程；因此该报解释说，如果说这一代的未婚消费者“比她们的母亲和祖母略微放纵了一点的话，那是因为她们认为自己‘值得这样’”。
但是，社会对女性自我价值的许多认定，每一小步都走得十分漫长。早在十三年前就声称单身女性“自信，有安全感”的《纽约时报》[10]在1987年又改变了自己的论调。它刊登了一个80年代中期的“恐怖”故事，“纽约有个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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