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家

我们的房子是一座狭窄的小屋，夹在狭长的一排连栋房屋之中。门外是石子路。人行道的路面由坚硬的约克石铺成。我们的房子是二百号，几乎在路的尽头。

走进屋内是一道逼仄昏暗的门厅，墙上有一排衣帽挂钩和一只投币式煤气表。穿过门厅，右边是家中最好的客厅，特别摆设了一盏落地灯、一台收音电唱两用机、三件套仿皮沙发和一个陈列柜。

过了这扇门，有一道通往楼上的陡峭楼梯。而直接往里走会经过我们的起居室、厨房、院子、煤库，还有室外厕所，我们叫它“管家婆”。

楼上有两间卧室，左右各一间。我十四岁那年，左边潮湿漏水的那间隔成了一个我的小卧室和一个我们共用的卫生间。在那之前，我们放一只便桶在楼上。在那之前，我们都睡同一个房间。那个房间里有我父亲睡的双人床，如果父亲不在，母亲也睡那张床，还有我睡的靠墙的单人床。我从以前就很能睡。

两张床中间是一张小桌子，桌上靠近我的一边摆了一盏地球仪台灯，靠近她的那一边则是一台带电动旋转芭蕾舞者装饰的闹钟兼床头灯。

温特森太太喜爱那种设计匪夷所思的多功能电器。她是最早穿上发热胸衣的女性之一。不幸的是，那种胸衣过热时会发出哔声提醒穿着者。胸衣，顾名思义，就是穿在衬裙、连衣裙、围裙和外衣里面的，她也没什么办法降温，只能脱掉外衣，去院子里站着。如果下雨，她只好站在“管家婆”里。

那是个好厕所；刷成白色，小而紧凑，门后挂着一支手电筒。我会把书偷带进去悄悄阅读，谎称便秘。这很冒险，因为温太太热切推荐使用栓剂和灌肠剂。但为了艺术总要付出些代价……

煤库可不是个好地方；漏水，肮脏，寒冷。比起被锁在门外坐在台阶上，被锁进煤库简直令我痛恨。我常大喊着捶门，但毫无作用。有一次，我设法把门撞开了，却招来一顿打。母亲从不打我。她等父亲回家，告诉他打几下、用什么家什打……塑料藤条、皮带或者直接用手。

有时候一整天过去了才执行惩罚，所以在我眼里，罪过与惩罚已不相干，惩罚也就来得肆意而无谓。我并不因此而对他们多出敬意。过了一阵子我便不怕受罚了。惩罚没有修正我的行为，倒是使我恨他们，不是一直都恨，而是无助的人心怀的仇恨；一种涨而又消的恨，逐渐成为我们关系的基础。一种由煤而生、像煤一样缓缓燃烧的恨，每当我再犯罪过、再受惩罚时，恨便再度煽起。

工人阶级的英格兰北部惯常是个野蛮世界。男人打女人，或者用D.H.劳伦斯的话来说，“轻拍”她们一记，要她们安分。女人打男人比较少，倒也不至于没听过，如果男人犯下以一般道德观看来“活该”的事——醉酒、沉迷女色、拿家用钱去赌博——那么他们也甘愿挨揍。

小孩多数日子都被父母赏巴掌，挨揍较少见。小孩之间成天打架，不分男孩女孩，我从小到大都不在意皮肉之苦。我打过以前的几任女友，后来我意识到这是不可以的。即使是现在，我发火时也想要挥拳把触怒我的人击倒在地。

这解决不了任何问题，我知道，我也花了很多时间理解自己的暴力。我的暴力还不是花拳绣腿。有些人绝无可能杀人。我不是那类人。

了解这件事是好的。最好要了解在极度刺激之下你是什么样的人，心里藏着什么，能够做什么，可能做什么。

我父亲与第二任妻子结婚几年后开始打她。莉莲打电话到我科茨沃尔德的家说：“你爸开始摔东西了。我也摔了几样回去。”

他们当时还住在一栋养老院的平房里，不像会发生家庭暴力的地方，况且我爸已经七十七岁了。我没把这事放在心上。他们摔什么东西？假牙？

我知道在我父母皈依基督之前，他打过我母亲，我也知道母亲和她的母亲曾遭我外公毒打，但从小到大，爸爸只有在我母亲的指令之下才会打我。

第二天，我历时四小时来到阿克灵顿，爸爸被支开去买炸鱼薯条了。莉莲为我泡了一杯茶，用塑料杯端给我。屋里到处是破碎的陶器。

“我的茶具，”莉莲说，“成这样了……花我自己的钱买的，不是他的钱。”

她很气愤，尤其因为温特森太太一生都在收集皇家阿尔伯特牌瓷器，陈列柜里存放着一套讨人厌的怀旧餐具。莉莲说服爸爸卖掉那套餐具，重新买过。

莉莲身上有瘀伤。爸爸面露窘色。

我开车带他出门，驶向鲍兰山谷。他喜爱兰开夏郡的丘陵和山谷——我们俩都喜欢。他年轻力壮时，常让我坐在脚踏车后架，骑大约十英里路到彭德尔山，然后我们散一整天步。那是我最快乐的时光。

他从不多话，笨嘴拙舌的，而我妈和我辩论争执起来则是伶牙俐齿、唇枪舌剑。但我猜想是温特森太太耶和华式的会话风格——实则是一场毕生的独白——使他变得比天性更为沉默。

我问他摔碎的陶器是怎么一回事，约莫半小时他一言不发，然后他哭了。我们从保温瓶里倒了些茶来喝，接着他开始谈论战争。

他参加了诺曼底登陆。他所在的是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