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 艺术与谎言

大学第一天晚上，我们导师转过身对我说：“你是工人阶级的试验。”接着他转向那个后来成为并至今都是我最亲密朋友的女生，对她说：“你是黑人的试验。”

我们很快便发现，导师喜欢冷嘲热讽，以取笑别人为乐，我们同级的五名女生将得不到任何指导。我们必须自学。

从某个角度看，这倒也不碍事。书本无处不在，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读书——从《贝奥武甫》读到贝克特，也别去烦恼这中间似乎只有四位女小说家——勃朗特姐妹结伴出现，乔治·艾略特，简·奥斯汀——以及一位女诗人克里斯蒂娜·罗塞蒂。她不是伟大诗人，不似艾米莉·狄金森，可是没人会向我们讲述伟大的女性。有关女性方面，牛津不是沉默的同谋，而是无知的同谋。我们成立了自己的阅读小组，不久后将当代作家——男女皆有——以及女性主义纳入书单。我突然间读起多丽丝·莱辛、托妮·莫里森、凯特·米利特和艾德里安娜·里奇。她们像一部新的圣经。

撇开性别歧视、势利行为、父权态度、对学生福利的漠视不谈，牛津的好处在于对目标意志专笃，并坚信不疑精神生活是文明生活的核心。

导师贬低、打压我们，原因不外乎我们是女性，但这所大学的理念默然支持着我们充满热情地阅读、思考、认知、讨论。

这对我产生了重大影响。我仿佛就居住在一座图书馆，而图书馆是我一直以来最乐在其中的地方。

我读得越多，就越反对文学属于少数人——属于特定教育或阶级——的说法。书本也是我与生俱来的权利。我不会忘记我兴奋地发现，最早留下了文字记录的英文诗是公元六八〇年由一名惠特比牧人所作（《卡德蒙的赞美诗》），他为惠特比修道院工作，院长是圣希尔达。

试想一下……一个主持修道院的女人和一个目不识丁的牧牛工创作出如此优美非凡的诗歌，受过教育的修士将其记录下来，再向来访者和朝圣者传诵。

这是个美好的故事：卡德蒙宁可和牛做伴，也不愿与人为伍，他不知晓任何诗歌，所以在修道院的筵席尾声，所有人都受邀唱歌或吟诗时，卡德蒙总是跑回牛群独处。然而那天晚上，一位天使降临，要他歌唱——如果他能对牛歌唱，也能对天使唱。卡德蒙难过地说他什么歌都不会，但天使要他无论如何唱一首——关于创造天地的歌。卡德蒙张开口，便有了这首歌。（此事的早期记述参见比德 [1] ：《英吉利教会史》。）

我读得越多，就越感觉跨越了时间，与其他生命及更深刻的共鸣相连。我感觉不那么孤单了。我并不是独自在此刻的小筏上漂流，有座座桥梁通往坚实的土地。是的，过往是另一片国土，但是我们可以造访，而到了那里，我们还可以带回所需。

文学是共同的土地。这片土地并非完全被商业利益管制，也不可能像流行文化一样被露天开采——开发新事物而后离去。

关于驯化的世界和野性的世界的对抗已有诸多讨论。这不仅是我们作为人类所需要的一种野性；也是我们的想象力不驯的驰骋之地。

阅读就是野性之物所在。

在牛津的第一学期期末，我们在读T.S.艾略特的《四个四重奏》。

我们在摇曳的树顶

在反映在树叶上斑驳的亮光中移动

听见下面潮湿的土地上

传来猎犬和野猪的声音，它们

一如既往地遵循着追逐的模式

但在星空里却得到和解。

我思索着这种模式；过去已太难更改。它像监护人一般跟随我们，站在我们与现在的新事物——崭新的机会中间。

我想知道，过去能否弥补——能否“和解”——既然过去的战争、过去的敌人、猎犬和野猪有可能找到某种和平。

我想知道这一点，因为我正想着去看看温特森太太。

我们有可能到达高于日常冲突的某个层面，这想法颇诱人。荣格认为，冲突绝无可能在其发生的层面得到解决，这一层面只有赢家与输家，没有和解。必须超越冲突，如同从高地俯视风暴。

乔叟《特罗勒斯与克丽西德》的结尾也有这样精彩的一段，特罗勒斯战败而死，升至第七重天 [2] ，他俯瞰月下的世界——我们的世界——不禁失笑，因为他意识到这一切何等荒唐——那些意义重大的事物，那些我们背负的积怨，那些不可和解之事。

中世纪思维喜爱无常的概念，认为月球天以下的世界里一切都是混沌与被曲解的。我们仰望苍穹与繁星，想象正向外远眺宇宙。中世纪思维则想象自己向内 观照——地球是破败的边陲、温特森太太口中浩瀚的垃圾桶——而中心是，或者说位于中心的，是神的秩序核心，那秩序出自爱。

我喜欢“秩序应该出自爱”的想法。

我发现一线微光，明白自己需要找到那个能让生命与它自身和解的地方。我知道这与爱有关。

我写信给温特森太太，问她想不想要我回去过圣诞节，还有我能否带个朋友。她说好的，这很不寻常。

她没问我自从上次分别后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