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警扑哧一下笑出了声。
“她就不该分租我的房子，”谢伦娜说，“你知道的，克里斯特尔搞不清楚状况。家是她的，但房子是我的。”
这通电话让谢伦娜觉得很没面子。“我本来还期望能跟他们这些‘低端人口’合作。”她搁下电话后说。她原本觉得“睁只眼闭只眼让阿琳留着”没什么大不了，谁知道现在连警察都扯进来了。那位女警官建议谢伦娜把新旧房客一起赶走，但谢伦娜决定先对阿琳开刀。她打给阿琳，隔着话筒拉高嗓门。“你们这些破事儿我真是受够了，”谢伦娜说，“去你妈的……现在是你欠我钱啊，怎么搞到好像你是这里的老大，凡事都要听你的。你的小孩没东西吃，是谁去教会搬了一大箱食物、牛奶跟有的没的给他们？你刚来的时候，是谁自掏腰包也没跟你收钱？而且你知道吗——喂？喂？”
警方是在周六打电话给谢伦娜的，而谢伦娜叫阿琳周一前就滚。周日早上，阿琳在清洁地毯，特丽莎在一旁看。厨房料理台上的煎锅里还烤着玉米面包，颜色从边缘的棕色过渡到中间海绵般的黄色。前一天晚上，阿琳做了玛芬蛋糕，煮了斑豆跟带骨猪颈。她的几个兄弟跑来吃饭、抽烟，又去楼上的特丽莎家打黑桃王。他们另外喝了酒，但知道不要招呼阿琳。阿琳几乎滴酒不沾，她不喜欢那种感觉。“我最讨厌密尔沃基的一点，”阿琳说起另外一件她不喜欢的东西，“就是房租太贵。”
“太贵了！”这戳中了特丽莎的痛处，为此她啧了一声，“我住楼上的一居室，也好意思收我450元一月？”
克里斯特尔跟乔里去了教堂，屋子里顿时变得十分安静。乔里是跟他生父一起去的。贾法瑞坐在地上一声不吭，注意力都在画画上。阿琳估摸着自己还剩多少时间。如果谢伦娜可以第二天拿出法庭的书面命令，“那在治安官来之前，我还有五天时间可以把东西搬走”。
特丽莎点点头。
阿琳在桌前坐下来，一边看着贾法瑞，一边跟特丽莎说话。“这段时间我们有房子住，所以没怎么去想搬家的事，也没怎么想小孩要转学去哪的事，这些事情我全都没有想。可现在哭也没用啦，”她边说边振作起来，“还是把眼泪擦一擦，去做该做的事情吧。”
阿琳打电话给谢伦娜，最后却欲言又止，如鲠在喉。不过她最后还是挤出了一点声音，问谢伦娜能不能让自己留到周四。谢伦娜拒绝，为此阿琳发出了不平之鸣：“搞事情的是克里斯特尔！除了克里斯打特丽莎以外，又没有因为别的事情打电话给警察，整你的是克里斯特尔好吗！”
在20世纪最后的几十年当中，司法体系采用了一整套生硬粗暴的政策，警力逐渐扩张，受刑人数呈爆炸式增长。与此同时，维护治安的责任越来越多落到了手无寸铁的老百姓头上。 3 说说那些把枪卖出去的当铺吧，枪流到外头杀死了人，当铺老板难道不用负一点责任吗？再来说说那些没能甄别自己房客的房东，出租房成了大毒窟，房东难道可以独善其身吗？警方和法院越来越倾向“他们应当负责”，“他们不该独善其身”。 4 在这样的情况下，物业妨害条例（nuisance property ordinance）应运而生。有了这个条例，警方可以因为房客行为不端而处罚房东。 5 某处房产会被归类为妨害设施，多半是因为那里在一定时间内出现了大量的报案电话。以密尔沃基为例，房产被列为妨害设施的“门槛”是三十天内出现三通或三通以上的911电话。相关的法令迫使业主“改善妨害行为”，否则就等着被罚（钱）、撤销租赁执照、查封房屋，甚至有可能关进监狱。支持者认为些新法有助于警察部门将人力优先投入更需要处理的犯罪案件上，这样不但是帮纳税人省钱，同时也省下了宝贵的警力资源。
在2008年和2009年，密尔沃基警局每三十三小时就会开出一张妨害设施的传票给房屋所有者。 6 其中最常见的妨害行为是“人际纠纷”，这是个无所不包的分类项目，适用于五花八门的事件，当中包括有人拒绝离开住处而相持不下、或者发生严重口角。这之后排名第二的是居家噪音，排第三的则是家庭暴力。事实上家暴的件数（大部分是拳打脚踢或使用某种武器），比各式各样的伤害、妨碍社区安宁的指控和与毒品相关的犯罪案件全部加起来还要多。曾经有一个案例中有名女子被泼了漂白水，另外还有一位女性“被食物罐头砸中头”。两件案子皆牵涉孕妇遭暴力相向，美工刀、小刀、枪等，都被施暴者用上了。另外一起案件的“报案人声称她男朋友刚用打火机里的液体泼她，还找了张纸点火”。
大部分妨害行为的传票都是寄去密尔沃基北部的。在白人社区，每41处符合开票标准的房产，只有一处会真的收到传票。但换到黑人社区，真正收到传票的比例则是16比1。住在旧城区的女性若报案说遭到家暴，房东收到传票的几率就更高了。 7
在绝大多数（83%）的案件里，房东收到传单后的反应不是立马驱逐房客，就是威胁再接到警察来电就驱逐他们。有时候这意味着男女双方会一并遭到驱逐，但多数时候房东只会驱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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