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较弱，”赖希观察到，“婚姻便是她的保护机制，而她同时也受到婚姻的剥削。”
赖希认为女性所处的早期社会环境是“性否认”的，顶多是“性容忍”；但从政府和宗教机构支持的保守道德观念来看，这种性方面的消极让女人成为更忠诚的妻子，也没准是更大胆的情人。与此同时，男性自身不得满足的性欲，就通过赖希所谓的“雇佣性行为”来发泄，即去找妓女、情妇等上流社会认为低贱的女人。这些女人大多出身下等阶层，在这个蔑视、惩罚她们的社会里做性服务者，可社会也无法抹杀她们。赖希写道：“通奸和卖淫是双重性别标准的一部分，也是它的包袱；男人婚前婚后都有性自由，女人的性自由则因经济原因被否认。”
赖希个人不赞同卖淫和滥交，但他认为法律不该禁止成年人间彼此同意的性行为，包括同性恋者的性行为；他也觉得不该约束未成年人的性表达。“有人认为，”他写道，“让未成年人禁欲对社会和文化进步有好处。这是基于弗洛伊德的理论，认为男人取得的社会和文化成就是源于性能量，是性能量从原始目标向‘更高目标’的转移。该理论被称为‘高尚化’理论。……也有认为年轻人性交会减少其成就的观点。事实却是——所有现代性学家都同意这一点——所有少年人都自慰。单这一项就能推翻之前的观点了。因为，既然性交对社会成就有消极影响，难道自慰就不会吗？”
威尔海姆·赖希的职业生涯始于20世纪20年代，那时他在维也纳做弗洛伊德的临床助手。从那时起，他就一直大胆地为性快感辩护，这让他命途坎坷，最后在美国进了监狱，1957年死在狱中。弗洛伊德只进行言语分析，而赖希同时研究思维和身体；经过多年的临床观察和社会工作，他总结说，阻抗行为可能表现在肌肉组织、身体的倾斜程度、下巴和嘴的形状、绷紧的肌肉、僵硬的骨头，以及其他代表防御、压抑的身体迹象中。赖希把这种身体的僵硬叫作“盔甲”。
他认为所有人都活在不同层次的盔甲之下，像地球的地质地层一样，这种盔甲反映了一生中的历史性事件和动荡。一个人可能为了抵御痛苦和拒绝而发展出盔甲，同时也封住了感受快乐、做出成绩的能力，而埋藏过深的情感可能只有从自我毁灭和伤害他人的行为中得到释放。赖希还相信，对性的剥夺和压抑导致了世界上的很多混乱和战争——20世纪60年代抗议越南战争的口号“要做爱，不要作战”，就是对赖希主题的再度回响，他还指责信教的家庭和学校里反性的道德观、政府的“反动意识形态”，认为其造就了害怕担责任却欣赏权力的公民。
赖希进一步指出，无法得到满意性生活的人容易认为社会上的性表达是粗鄙可耻的，即考姆斯托克等审查者表现出的症状，赖希还说，宗教传统认为性即邪恶，是因为独身的基督教领袖和早期殉道士的身体状况不佳。否认肉体的人更容易创造出灵魂的“完美”“纯净”这类概念。赖希推断，那些神秘宗教灵感的能量就是“改变了内容和目标的性兴奋”，他补充说，人享受到了性爱的快乐，对上帝的迷恋就会减轻。
那类得到性满足的人拥有赖希所谓的“生殖性格”，他认为心理治疗的目标就是让患者得到生殖性格，因为它能穿透盔甲，将酿成精神官能麻木和毁灭的能量转移到温柔与爱的渠道中，释放出所有“坏掉的性兴奋”。根据赖希的说法，生殖性格的人与自己的身体、冲动和环境有全方位的联系——他便具有了“高潮能力”，也就是能够“顺从性高潮中能量的流动，不受任何压抑……没有焦虑、不快，也不会一直幻想”；只有生殖性格并不能保证长期的满意状态，但个人至少能不被毁灭性、非理性的情绪所围困、扭曲，也不会因为过度敬畏某些完全不能提高生命质量的机构而受到消极的影响。
由于赖希认为健康的性交是许多疾病的解毒良方，批评家常认为他只知道支持快乐，但事实上赖希宣称自己的目标是让患者既能感到快乐，也能感觉痛苦。“快感，以及生活的乐趣，”他写道，“要经过斗争、痛苦经历和自我的挣扎才能获得”；虽然他也强调，给予爱和增加快乐的能力和“忍受不快和痛苦、幻觉破灭后不会逃避到死板状态中的能力”是可以并存的。
许多弗洛伊德的追随者坚信而赖希坚决不相信性压抑能让文化繁荣；在他眼里，教会和政府合力控制民众，贬低肉体的快乐，提升莫须有的精神价值，简直不能容忍。赖希认为，当权者的核心目的是控制，而非道德；有组织的宗教在基督教国家的虔诚信众中培养了顺服、接受现状等品质，它天生就要谋求人们的顺从，政府也认同这种努力，出台限制性自由的法律，将焦虑和罪恶感压在那些遵纪守法、敬畏上帝、只偶尔有出格性行为的良民身上。这些法律赋予政府额外的武器，使它能以性行为的名义羞辱、骚扰、监禁某些激进的个人和群体，只要它认为这些人对自身有政治威胁或是冒犯。作家安·兰德的想法比赖希更进一步，认为有时政府希望公民不遵守法律，这样它便可以运用惩罚的特权：“谁想要所有人都守法的国家呢？”兰德的小说《阿特拉斯耸耸肩》中一个政府官员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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