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序 时程的反证

如蕈菇或游魂，得以安享藏身于角落的宁静。直到再一次，当“我”察知人世的伤逝，开口说话那刻，“我”无可挽回地，被卷入“我”已长久观望的生命雨瀑中。

童年，在袁哲生笔下，已是人获有生命以后的伤停补时（stoppage time），再之后重启的时间进程，无非又是重新的苦痛。时间之伤，不因童年之“我”，对伤害一无预期，而其实，是因“我”的漫长预期，不能阻挡暴力必要再度侵临。袁哲生建构的，深邃的反启蒙叙事，在《猴子》里，获得另一生命阶段的检视。在同一眷村里，那同一个“我”进入情欲萌芽的青少年时期。一方面，残酷的暴力，被袁哲生远隔于叙事之外，如小说中，梁羽玲如何被父亲送给友人（预备养大为妻），如何返回，可能经历如何的通过仪式，方得到同侪庇护等等细节，小说尽皆留白。另一方面，暴力却又极其残酷地，裸裎于那只被圈养的猴子，当定期发情时，所遭受的体罚细节中。

袁哲生以交错焦距，支起整篇小说的繁复语境，使残酷本质令人瞠目无言，又使暴力行径，表露在人人日常的举措里。在这语境中，“我”怀想一个“多么无聊而愉快的夜晚”，想着，如果能留驻时光，如永不开窍的混 沌，“如果没有阳光，这个世界多么美好”。然而，再一次，这内向早熟的心灵，只能迎向自己早有预期的失落，之后，在仍然年轻、未来犹然迢远的彼刻，感觉自己事实上，已经“没有更重要的事了”。小说里，日常一刻骤然重如千钧。袁哲生笔力醇粹，而这个系列，确是他小说美学的代表丰碑。

三篇“罗汉池系列”小说，则进一步归整袁哲生自“烧水沟系列”以来，对乡野传说类型写作的持续探索。就此而言，李永平的《吉陵春秋》（1986），更明确是他借鉴的对象。袁哲生本意，不在审酌小说里，这般封闭的生活形态，是否必然只能如此封闭，别无其他出路，而是企图以因袭生活的众生相，示现循环时间的完成，或终结。如我们所知：在小说中，当小月娘走上母亲月娘的旧路，建兴仔继承雕刻店，克昌仔奉老和尚之令剃度；当新生代完美地，填补上旧世代的位置时，传说结构已然自足弥合。

这类对位结构所碰触的主题，不免是人的自由意志，与人之宿命性的冲突。以希腊悲剧为例，理论家伊格顿（Terry Eagleton）即主张：“最杰出的悲剧，反映了人类对其存在之基本性质的勇气”。这是对自由意志的价值认纳。他接着判定，悲剧的“源头”，“是古希腊文化中认为生命脆弱、危险到令人恶心的生命观”。他描述这群作者置身的，宛如布满暗雷之战区的现实世界，在其中，“虚弱的理性只能断断续续地穿透世界”，而“过去的包袱重重压着现在的热情志向，要趁它刚出生时就把它掐死”，于是人若“想要苟活，惟有在穿过生命的地雷区时小心看着脚下，并且向残酷又善变的神明致敬，尽管祂们几乎不值得人类尊敬，更遑论宗教崇拜”。

现世这般难测，行路如此艰险，这群作者为何还能稳确创作？为何不放弃直面那些永无答案的问题？对此，理论家小结，“或许，惟一的答案只存在面对这些问题的抗压性，以及将它们化为艺术的艺术性与深度”。

对比伊格顿描述的天人交战，则我猜想，袁哲生借“罗汉池系列”所创造的最深刻悬缺，其实是诸神的隐匿。在他笔下，众生皆低眉垂首而活，重压他们，使他们扼杀个人热望，放弃追求更可喜之生活的，毋宁是人世里的情感绊结。袁哲生表述了一种深情的退让：因为不忍离异亲者，人选择认命；而总在退让一刻，人对彼此，展现了近于神的质地。

也于是，借着拟写一个恍如神境之倒影的人世，袁哲生依旧孤自参详，且认纳了“人生实难”的基本事实：同对此基本事实，人与人竟已无可冲突。在这倒影世界里，“一生最大的心愿便是建立道场，弘法利生”的老和尚，一生仅能暂以民宅为寺，且寺内并无佛像。而仿佛是为倒逆时程而来，赎偿此缺憾，小月娘等人，终以一生绊结，粹聚成华丽绝伦的观音像。然而，这般对个人而言，形同偶然、难再重复的粹聚，也只能湮没于纷至沓来的时间洪流里，成为无人知晓其缘由的古物。人世终尔无伤无逝，无有索引。

这可能是作为小说家，袁哲生最复杂的善良：他对笔下人物的始终哀矜，不轻易评价，极可能是因就他看来，去叙事，去指认一段逆旅期程此事本身，不免已然预告一种论断，无法，不指向必将坏空的时间之劫。面对人之无法改写的共同宿命，写作，使写作者益发自觉渺小。这里头，甚至可能不存在着理论家所谓的，“化为艺术的艺术性与深度”的个人超脱。袁哲生书写，因此有其格外令人动容的反书写征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