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法的宏论。光绪皇帝在慈禧的榻前汇报，慈禧斜倚在榻上眯着眼睛听，她感叹这些奏折说得很透彻，可以一试。光绪看见慈禧高兴，就建言把这几本折里的内容印刷一下，大臣小吏们人手一册。慈禧点点头：就这么办吧。
光绪皇帝的变革令涉及经济、文教、军事和政治等各个方面，其中经济体制变革令有70多件，鼓励民间对农工商业的投资、大力发展铁路和矿业，发展银行，减免税收，变革财政制度等等。文教变革令80多件，明令变革过去按照书本选拔人才的方法，废除八股文，以后的考试要考三场：一为历史政治，二为时务策略，三才是四书五经。政治变革令最多，达90多件，包括精简机构，裁减官员，立即撤销通政司、光禄司、太仆寺、大理寺等。在变革令中，还大力倡导鼓励“官民论政”。
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一直到6月16日，也即变法后的第6天，光绪皇帝才召见康有为。这算是光绪第一次见康有为，并且，也是在维新变法中的唯一一次见面。
戊戌变法就这样充满着神秘和难解的因素。
当康有为走进等候传旨的朝房时，恰好荣禄也进入朝房。荣禄是因为昨天得到直隶总督的任命，按照朝廷的规矩来谢恩的。荣禄看见康有为后，主动向康有为打起招呼：
“你是经天纬地的大才啊，请问对于时局有什么好办法吗？”
康有为硬邦邦地回答道：“非变法不能救中国！”
荣禄说：“我也知道法应该变，但问题是，数百年所形成的法，岂能是说变就变得了的？”
康有为斩钉截铁地回答道：“杀几个一二品的大员，则新法行矣。”
康有为的话让荣禄打了一个冷战，荣禄觉得脖子上倏地一下，掠过一阵寒风。
荣禄
这一次光绪接见康有为长达两个小时。见到光绪之后，康有为开门见山地说：“清国快要灭亡了。”光绪道：“这都是那些保守的家伙造成的。”康有为说：“皇上要靠他们来革新，那是缘木求鱼。”光绪问：“先生有什么高见？”康有为便抓紧时间阐述自己的变法主张，他先是否定科举，因为他们使整个国家沉湎于过时的知识中，对国外一团漆黑。然后，康有为正式阐述他的主张了，他从变革的必要性讲起，一直说到变革到底应该怎样变，变多少等问题。康有为滔滔不绝地阐述着。光绪耐心地听着，由于康有为一口广东话，光绪听得有点艰难，但他还是耐着性子。一直过了很长时间，光绪才示意会谈结束。
数天之后，光绪皇帝的旨意却让康有为很是失望。光绪在军机处上报考虑给康有为六品的官职上批复，康有为被任命为在总理事务衙门章京上行走。这是一个六品官。而康有为三年前就是一个六品官了。
康有为怎么也想不明白光绪是怎么想的。
感到气馁的还有梁启超。康有为没有升官，预示着梁启超更没希望了。半个月之后，光绪帝也召见了梁启超。召见后的结果，同样也是给了梁启超一个六品官：办理译书局事务。梁启超一气之下离开了京城，懒得去参与这样的新政了。
就这样，在维新变法中，出现了一种匪夷所思的现象：在变法的100天中，作为变法的推动者光绪皇帝，和变法骨干康有为、梁启超等，竟然只见过一次面。而谭嗣同等，都没有见过光绪。真搞不清光绪到底在打什么算盘，也许，凭光绪的直觉，他觉得康有为是一个难当大任之人？或许，光绪根本就没有考虑该怎样去扭转乾坤，以为一切事易如反掌？于是，100天的变法中，就形成这样一种局面，所有的主意都由光绪皇帝做主，而光绪皇帝明显表现出经验不足。在光绪的身边，几乎没有人替他出谋划策，也没有分担他的压力和痛苦。而光绪皇帝又是一个有着明显性格缺陷的人，时而独断专行，时而当断不断，弄得下面无所适从。一种幼稚的政治谋略和手腕，不仅推进不了变法和维新，同时，也激化了矛盾，引起了朝廷大臣的普遍不满。
光绪皇帝召见康有为后不久，慈禧有一天召见了李鸿章，慈禧是在替光绪担心，毕竟，最熟悉光绪的，就是慈禧了。闲谈之际，慈禧问李鸿章那个叫康有为的人到底怎么样，李鸿章将康有为描绘成一个幼稚而浮躁的书生：“这个人是个书生，也如市井中喜欢争强好胜打官司的人。”慈禧继续着她的不解：“那么，洋人为什么支持他们呢？”李鸿章没好气地说：“那是洋人们不了解中国国情，把中国的知识分子都当成他们的知识分子了。等洋人们都了解中国的文人们都是些什么角色之后，别说支持，就是躲避，怕也来不及了。”李鸿章这一番话是有潜台词的，也是有体会的。李鸿章是太熟悉中国旧式知识分子了，熟悉他们的思维方式和能力，如果说中国女人之足是被裹脚布紧紧缠裹住的话，那么，中国旧知识分子的灵魂就是被散发着酸腐气息的八股文化所紧紧缠裹住的。中国的旧知识分子一直习惯于作茧自缚，缺乏创新求变的精神，千百年来，他们只会啃那几个干骨头，只会清谈，只会喊喊口号，对于外部世界的千变万化一概不知，对事物的理解也一知半解，实际操作能力也非常弱。在李鸿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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