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却睡在她身边，我真是恶心透了。
是暂时的。现实总是使我们跟过去藕断丝连，我们不得不花力气斩断它们，新的生活总是这样开始的。
你的理论也让我恶心。说穿了你跟那些男人一样，庸庸碌碌，软弱无能。俞琼转过脸，冷冷地扫了杨泊一眼，我现在有点厌倦，我希望你有行动，也许我们该商定一个最后的期限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问题是她把事情恶化了。前天夜里她想跳楼自杀。
那是恐吓，那不过是女人惯常的手段。俞琼不屑地笑了笑，你相信她会死？她真是要想死就不当你面死了。
我不知道。我只是不想把简单的事情搞得这么复杂。有时候面对她，我觉得我的意志在一点点地崩溃，最可怕的问题就出在这儿。
两个人沉默了一会儿，听见百货大楼打烊的电铃声清脆地响了起来。逛商店的人群从他们面前匆匆退出。俞琼先站了起来，她将手放到杨泊的头顶，轻轻地摸了摸他的头发。杨泊想抓住她的手，但她敏捷地躲开了。
春天以前离婚吧，我喜欢春天。俞琼最后说。
他们在百货大楼外面无言地分手。杨泊看见俞琼娇小而匀称的身影在黄昏的人群中跳跃，很快就消失不见了。大街上闪烁着最初的霓虹灯光，空气中隐隐飘散着汽油、塑料和烤红薯的气味。冬天的街道上依然有拥挤的人群来去匆匆。杨泊沿着商业区的人行道踽踽独行，在一个杂货摊上他替儿子挑选了一只红颜色的气球。杨泊抓着气球走了几步，手就自然地摊开了，他看见气球在自己鼻子上轻柔地碰撞了一下，然后朝高空升上去。杨泊站住了仰起脸朝天空看，他觉得他的思想随同红色气球越升越高，而他的肢体却像一堆废铜烂铁急剧地朝下坠落。他觉得自己很疲倦，这种感觉有时和疾病没有区别，它使人焦虑，更使人心里发慌。
杨泊坐在街边栏杆上休息的时候，有一辆半新的拉达牌汽车在他身边紧急刹车。大头的硕大的脑袋从车窗内挤出来。喂，你去哪儿？大头高声喊，我捎你一段路，上车吧。杨泊看见大头的身后坐着个浓妆艳抹的女人，杨泊摇了摇头。没关系，是我自己的车，大头又说，你客气什么？还要我下车请你吗？杨泊皱着眉头朝他摆了摆手，说，我哪儿也不去。真滑稽，我为什么非要坐你的车？大头缩回车内，杨泊清晰地听见他对那个女人说，他是个超级傻X，闹离婚闹出病来了。杨泊想回敬几句，话到嘴边又咽回去了。想想大头虽然无知浅薄，但他毕竟借了两万元给自己。
黄昏六点钟，街上的每个人都在往家走。杨泊想他也该回家了。接下来的夜晚他仍将面对朱芸，唇枪舌剑和哭哭笑笑，悲壮的以死相胁和无休无止的咒骂，虽然他内心对此充满恐惧，他不得不在天黑前赶回家去，迎接这场可怕的冗长的战役。杨泊就这样看见了家里的窗户，越走越慢，走进旧式工房狭窄的门洞，楼上楼下的电视机正在播放国际新闻，他就站在杂乱的楼梯拐角听了一会儿，关于海湾战争局势，关于苏联的罢工和孟加拉国的水灾。杨泊想整个世界和人类都处于动荡和危机之中，何况他个人呢！杨泊在黑暗中微笑着思考了几秒钟，然后以一种无畏的步态跨上了最后一阶楼梯。
一个女邻居挥着锅铲朝杨泊奔来，你怎么到现在才回家？女邻居边跑边说，朱芸服了一瓶安眠药，被拉到医院去了，你还不赶快去医院？你怎么还迈着四方步呢？
杨泊站在走廊上，很麻木地看着女邻居手里的锅铲。他说，服了一瓶？没这么多，我昨天数过的，瓶子里只有九颗安眠药。
你不像话！女邻居的脸因愤怒而涨红了，她用锅铲在杨泊的肩上敲了一记，朱芸在医院里抢救，你却在计较瓶子里有多少安眠药，你还算人吗？你说你还算人吗？
可是为什么要送医院？我昨天问过医生，九颗安眠药至多昏睡两天。杨泊争辩着一边退到楼梯口，他看见走廊上已经站满了邻居，他们谴责的目光几乎如出一辙。杨泊蒙住脸呻吟了一声。那我就去吧。杨泊说着连滚带爬地跌下了楼梯。在门洞里他意外地发现那只褐色的小玻璃瓶，他记得就在昨天早晨看见过这只瓶子，它就放在闹钟边上，里面装有九颗安眠药。他猜到了朱芸的用意。他记得很清楚，有个富有经验的医生告诉他，九颗安眠药不会置人于死地，只会令服用者昏睡两天。
在市立医院的观察室门口，杨泊被朱芸的父母和兄弟拦住了，他们怒气冲冲，不让他靠近病床上的朱芸。朱芸的母亲抹着眼泪说，你来干什么？都是你害的她，要不是我下午来接孩子，她就没命了。杨泊在朱家众人的包围下慢慢蹲了下来，他深深地叹了口气，事情已经偏离了正常的轨道。杨泊竖起食指在地上画着什么，他诚挚地说，我没有办法制止她的行为。朱芸的哥哥在后面骂起来，你以为你是个什么东西？想跟她结婚就结婚，想跟她离婚就离婚？杨泊回过头看了看他，杨泊的嘴唇动了动，最后什么也没说。
有个女护士从观察室里走出来，她对门口的一堆人说，你们怎么甩下病人在这里吵架？十七床准备灌肠了。杨泊就是这时候跳了起来，杨泊大声说，别灌肠，她只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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