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我想既然银行没爆炸再站着也没意思了，于是我就走过这条街口朝那条街口走。
一九八七年我就是这样从这条街口朝那条街口走，路过太阳裙、奔裤、力士香皂、男宝、雀巢咖啡、组合音响、意大利柚木家具、有奖储蓄、性知识宣传栏和崔健的《一无所有》等数不清的歌曲盒带。我停下来抱住双臂欣赏它们，但这不说明我喜欢它们，我不喜欢它们但我想研究研究。
有一天我遇到一个中年男人问路，他说殡仪馆往哪里走。我说干嘛要去殡仪馆呢你可以去新世纪游乐场玩玩。他说我没心思玩我妈妈死了。我说你妈妈死了你可还活着，你可以去游乐场坐过山车玩，尝尝人体失重的滋味。那个男人悲愤地看着我说：“别拿死者开心请告诉我殡仪馆怎么走？”我想了想让他去坐八路汽车到人民街站，我让他往后走一百米，进左侧的白色栅栏门。然后我就从这条街口往下一条街口走，你知道我说的那个地点其实是妇产医院。我并不想作弄那个悲愤的男人，我想他一旦走进妇产医院就会明白我指的路是唯一正确的。人死了又会诞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有一天我碰见三个女孩在东方饭店门口朝我吹口哨。她们涂脂抹粉穿着短裙以六条白藕似的腿蛊惑人心。她们故作老练但一笑起来就露出几颗稚嫩的虎牙。我也朝她们吹口哨，我又不是吹不过她们我干嘛不吹？我听见一个女孩对我唱：“哥哥你过来小妹有话对你说。”我摇着肩膀走过去，我认为在女孩面前男人一定要摇着肩膀走路。三个女孩嘻嘻笑着，她们问我她们三个人谁最漂亮，我说都差不多，比癞蛤蟆漂亮多了。三个女孩嘻嘻笑着，唱歌的问我那么我们三个谁最性感呢？我说可能是你吧。她怪叫了一声说你真伟大你还挺有眼力的。我说我在床上更伟大你相信吗？她疯笑起来，笑得短裙像伞一样张开着。她说，床上？床上可不行，你有外汇券吗？我说可以兑换一比一点八吧。她说钱可以兑换脸没法兑换我就喜欢黄头发蓝眼睛的。我说那就没有办法了，你这条舔狐臭的小母狗。我又摇着肩膀往前走。那女孩醒过神来喊你他妈骂谁？我说骂你骂你们全世界。我并不想骂女孩但不知怎么就骂开了。我听见另外两个女孩朝我唾了一口：神经病。
神经病。我想这个判断对好多人都适用。神经病与正常人之间有一条自由抵达的通道，好多人都在那道上走，就像在深圳沙头角的中英街上，你没有理由阻止那种危险的行走。那么我是神经病吗？我想我不是，我想我要是神经病，就带着我的塑料手枪去天安门广场指挥交通，让汽车在空中飞，让行人倒退走路，让自行车像狗熊一样抬起前轮只准用后轮滚动。我想想我的念头真无聊，我还是利用我做正常人的大好时光，在街上多溜达几趟吧。
（你走着走着就回到了故事开头的地方，你走到了被废弃的旧火车站。那是读者难忘的经常发生倒霉事的地方。）
有一天我站在旧火车站前看见车站前面竖起了一块大铁牌。牌子上用红漆写着：“本车站停止运行车辆，闲人免进！”我心里有一种幸灾乐祸的快感，这种感觉来自我对旧车站的阴暗的记忆，我想起我最心爱的塑料手枪就是在这里被没收了，它现在不知被糟蹋成了什么样子？还有雨伞，不知是哪只臭手撑着我丢失的伞？
我用手推了推旧候车室的大铁门，门虚掩着。我被某种欲望驱使着，我进去冲着墙上的铁路干线图撒了一泡尿，等我心满意足地系好裤扣时，猛地发现一个人正冲着我笑。那个人坐在一块水泥预制板上喝酒，嘴里嚼着肉骨头。我一下子认出他就是曾扣押过我的站警，他独自在凌乱的废墟中喝得快快活活红头紫脸的。这种不同凡响之处使我对他尽释前嫌备感亲切，我朝他走过去，我以一个标准酒鬼的醉步走过去坐在他身旁，抓住那瓶洋河大曲的瓶颈。我对他说：“你好，警察叔叔。”
“什么好不好的，废话。”他把一只烧鸡翅膀撕下来给我，“烟酒不分家，想喝就喝吧。”
“你的警服呢？”我说，“你怎么不穿警服了呢？”
“交上去了，我不干那一行了，他们让我看着这破车站。我他妈成了看门老头了。”
“当警察看大门一样，都是为人民服务。”
“我为人民服务谁为我服务？烧鸡要五块钱一斤。”他嘟嘟囔囔地说，然后他突然盯着我，“喂，你的脸好熟，你是贩烟的小马吗？”
我想了想说是的，我就是贩烟的小马。
“现在完了，火车没了什么也带不过来了。”他叹息了一声，把另一只烧鸡翅膀狠狠地摔在地上，“枪也没了，警棍也没了，还能做什么？操他妈的！”
我耐心地听老警察诉苦，我看着他的鲜红的布满皱纹的脸，那脸上有一种诚挚的悲伤使人顿生怜悯之心，于是我不停地给他斟酒，直到他灌出了眼泪，他含着泪微笑着对我说：“我知道你私通列车员贩烟，但我没办过你的案，我从来没办过你的案子。”
我说我知道你是想挽救我，我虽然犯过一些小错误，但总的来说还算是个好人。
“我不管你是个好人坏人，反正我卸下白皮来喝酒，酒桌上都是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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