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整一夜，冬季的北风从街道上呼啸而过，旧式工房的窗户被风力一次次地推搡，玻璃、木质窗框以及悬挂的腌肉持续地撞击着。对于失眠的杨泊来说，这种讨厌的噪音听来令人绝望。
房间里有一种凝滞的酸臭的气味，它来自人体、床铺和床铺下面的搪瓷便盆。杨泊闻到了这股气味，但他懒于打开窗户使空气流通起来。杨泊这样一动不动地躺了一夜，孩子在熟睡中将一只脚搁到了他的腹部，杨泊的一只手抓着孩子肥厚的小脚，另一只手揪住了自己的一绺头发。他觉得通宵的失眠和思考使他的头脑随同面部一起浮肿起来。在早晨最初的乳白色光线里，杨泊听见送牛奶的人在街口那里吹响哨子，一些新鲜活泼的人声市声开始了一天新的合奏。杨泊知道天亮了，他该起床了，但他觉得自己疲惫不堪，需要睡上一会儿，哪怕是睡五分钟也好。
先是孩子醒了。孩子醒来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大声啼哭，于是朱芸也醒了。朱芸的身体压在杨泊身上，从床下抓到了那只便盆，然后朱芸坐在被窝里给孩子把尿。便盆就贴着杨泊的脸，冰凉而光滑的。他听见朱芸嘴里模拟着孩子撒尿的声音，她的嘴里的气息温热地喷到杨泊脸上，类似咸鱼的腥味。杨泊睁眼在妻子身上草草掠过，朱芸的头发散乱地披垂着，粉绿色的棉毛衫腋下有一个裂口，在半明半暗的晨光中她的脸色显得枯黄发涩，杨泊不无恶意地想到了博物院陈列的木乃伊女尸。
你该起床了，去取牛奶，朱芸瞟了眼桌上的闹钟说。
杨泊朝外侧翻了个身。这句话也是他们夫妇每天新生活的开始。你该起床了，去取牛奶。几年来朱芸一直重复着这句话。杨泊突然无法忍受它的语调和内涵。杨泊的脚在被下面猛地一蹬，他说，我要离婚。朱芸显然没有听清，她开始给孩子穿棉衣棉裤。朱芸说，我去菜场买点排骨，你马上去取牛奶，回来再把炉子打开，听清楚了吗？
我要离婚。杨泊把脑袋蒙在被子里，他听见自己的声音很沉闷，语气却很坚定。床板咯吱咯吱地响了一会儿，朱芸走出了房间。她打开了有线广播的开关，一个女声正有气无力地播送天气预报。关于最高温度和最低温度，关于风力和风向，关于渤海湾和舟山群岛的海浪和潮讯。杨泊不知道这些东西和他的生活有什么联系，他也不知道朱芸为什么每天都要准时收听天气预报。现在他感到了一种深深的倦意，他真的想睡一会了。
大约半个钟头以后，朱芸拎着菜篮回家，看见孩子坐在地上，将糖果盒里的瓜子和水果糖扔得满地都是，而杨泊仍然没有起床。你今天怎么啦？朱芸愠怒地走过去掀被子，你不上班吗？你不送孩子去幼儿园啦？她的手被杨泊突然地抓住了，她看见杨泊的头和肩部从被窝里慢慢升起来，杨泊的眼睛布满血丝，一种冰冷的陌生的光芒使朱芸感到很迷惑。
我要离婚。杨泊说。
你说什么？你是在说梦话还是开玩笑？
说正经的，我们离婚吧。杨泊穿上假领，浊重地舒了一口气，他的目光现在停留在墙上，墙上挂着一幅彩色的结婚合影。杨泊的嘴角浮现出一丝暧昧的微笑，他说，我想了一夜，不，我已经想了好几个月了，我要离婚。
朱芸抓住棉被一角怔在床边，起初她怀疑地看着杨泊脸上的表情，后来她便发现杨泊并非开玩笑，朱芸的意识中迅速掠过一些杨泊言行异常的细节。一切都是真的。朱芸脸色苍白，她看着杨泊将他汗毛浓重的双腿伸进牛仔裤里，动作轻松自如，皮带襻上的钥匙叮叮当当地响着。朱芸扬起手朝杨泊扇了一个耳光，然后她就呜呜地哭着冲出了房间。
自从杨泊表明了离婚意愿后，朱芸一直拒绝和杨泊说话。朱芸不做饭，什么也不吃，只是坐在椅子上织孩子的毛衣，偶尔她用眼角的余光瞟一下杨泊，发现杨泊胃口很好地吞咽着速食方便面。朱芸的嘴唇动了动，她轻轻骂了一句。杨泊没有听清她骂的什么，也许是畜生，也许是猪猡，但他可以肯定朱芸在骂他。杨泊耸耸肩，把碗里的由味精和香料调制的汤也喝光了，杨泊故意很响亮地咂着嘴，他说，世界越来越进步，日本人发明了方便面，现在女人想让男人挨饿已经不可能了。他看见朱芸绷着脸朝地上啐了一口，她用竹针在烫过的头发上磨了磨，又骂了一句，这回杨泊听清了，朱芸在骂他神经病。杨泊若无其事地从她身边走过，挖了挖鼻孔，然后他举起食指凝视着上而的污垢，一点不错，我就是个神经病，杨泊说着就将手指上的污垢噗地弹到了地上，神经病和智者只差半步。
冬日的黄昏凄清而短促，烤火的炉子早已熄掉，谁也没去管它，朝北的这个房间因此陷入了剌骨的寒冷中。杨泊坐在桌前玩一副破旧的扑克，牌阵总是无法通联，他干脆将扑克扔在一边，转过脸望着沙发上的朱芸。他看见朱芸的脸上浮动着一些斑驳的阴影，他不知道那些阴影是窗帘折射光线造成的，抑或直接来自他恶劣的心情。现在他觉得朱芸的坐姿比她站着时更加难看，而她在黄昏时的仪容也比早晨更加丑陋。
你老不说话是什么意思？杨泊搓了搓冻僵的手，他说，不说话不能解决问题，你脑子里到底在想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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