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秋天，杨泊的身上仍然穿着夏天的衣服，一件浅蓝色的衬衫，一条式样已经过时的直筒牛仔裤，杨泊的脚上仍然穿着黑色皮凉鞋，有时候在风中看见杨泊裸露的苍白的脚趾，你会想起某种生活的状态和意义。
杨泊是一个已婚男人。
杨泊是一个有了孩子的已婚男人。
杨泊的家在某条商业街上的新式公寓里，去商业街购物或者闲逛的朋友们经常去敲他家的门。杨泊家的门框上装有电铃按钮，但它已经坏了。门口有一块草垫子，是供人擦鞋用的。草垫子边上有一只红色塑料桶，里面堆满了形形色色的垃圾。我敲门，或者别人敲门，冯敏会抱着孩子风风火火地跑来开门。冯敏的长发胡乱地用一条手绢绾住，她的头发上散发出海鸥牌洗发膏的气味。冯敏把怀里的孩子调整好位置，说，你好。她的神情有时候慵倦，有时候欣喜，别人是无法事先预料的。冯敏说，这孩子把我累得半死不活，成天要抱在手上。劳驾你给我去洗洗菜吧，我一早就把菜泡在水池里了，就是没空洗。杨泊他一早就去公司了。这些都是前两年对杨泊家的印象了。那时候，杨泊正忙于筹备他的经济信息公司，杨泊总是不在家，去找杨泊实际上就是去找他的妻子冯敏和他的大头婴儿。杨泊的朋友们注意到婴儿的脑袋和硬朗的头发，这一点酷似杨泊。
杨泊现在蜗居在家，现在是一九八九年了，世界发生了一些质的变化，渐渐趋向于肥胖臃肿，而杨泊却变得瘦弱不堪。有一天他花了一毛钱站到街头的健康游艺秤上测定一下健康状况，只接到一张小卡片。卡片上标明身为一米七十三，体重六十公斤。杨泊觉得卡片内容过于简单，他问收钱的女人，就这些？女人说，就这些，你还想知道哪些？有病要去医院检查。杨泊笑了笑，又定神看了看小卡片，他还是很吃惊。他记得自己的体重一直是七十公斤，身高是一米七十五。体重减轻情有可原，身高怎么也会缩掉两厘米呢？杨泊把小卡片摔在地上，回头说，你的游艺秤一点也不准确。那个女人轻蔑地说，你要是不相信科学测定，可以去屠宰厂的磅秤上秤一下试试。
杨泊的公司到了秋天已经不复存在了。秋天的时候，他经常走过公园路上公司的旧址，那是一栋黄色小木屋。他的公司散架的第三天，就有一家誊印社搬了进去。杨泊站在街对面看了一会儿，突然发现他的办公室窗台上的那盆吊兰。那是他遗忘了的唯一一件私物，杨泊就跑过去拨开搬家的人群，他抱住那盆吊兰往外走。有人拽住他的胳膊说，你怎么回事？杨泊说，这是我的。他用双肘把那人撞了个趔趄，杨泊说，滚开，这是我的东西。后来杨泊抱着那盆垂死的吊兰回家。他在繁华拥挤的大街上疾走。远远地你能从人群中认出杨泊来，一个特点是他的衣着总是跟不上季节的转换，另一个特点是他的硕大的头颅，它在街道人群中飘浮而过，显得沉重而又孤独。
杨泊的朋友王拓碰巧目睹了杨泊家遭劫的一幕。王拓是为了女孩的事去向杨泊求救的，后来每逢谈到此事，王拓就很窘迫。
王拓上杨泊家楼梯时，听见上面一阵杂沓的脚步声，下来一大群人，他们在往楼下搬东西。王拓看见杨泊也在里面，正和另外三个人搬一台冰箱。杨泊朝王拓笑了笑说，你来了。王拓说，谁搬家？杨泊说，我。王拓说，怎么不通知我，搬哪里去？杨泊说，随便。王拓当时没意识到什么，他帮着把冰箱搬到楼下，又搬到卡车上。这时候杨泊拍了拍手，把那群人一一介绍给王拓，王拓跟他们握完手，听见杨泊说，好了，你们开车走吧。
王拓跟着杨泊又走上楼梯，杨泊走在前面，他的步态很疲乏，身子有点摇摇晃晃的。杨泊突然说，王拓，这下没有冰啤酒招待你了，冰箱让他们抬走了，电视机也让他们抬走了。王拓说，怎么回事？他们是什么人？杨泊说，我借了他们的钱，没法还清，他们来搬东西，公平交易。杨泊转过脸来，他的表情很平静，拉了拉王拓，来呀，我还有两瓶啤酒，刚从冰箱里拿出来的，凉着呢。王拓说，这帮狗日东西趁火打劫，你还帮他们抬？杨泊说，这有什么关系？他们人少。王拓又说，你还正儿八经地给我介绍这人那人的，怎么还有这份心思？杨泊说，这有什么关系？大家见了面总要介绍一下的，就算认识了。
走进杨泊家，王拓一眼看见冯敏握着把扫帚站在屋子中央，孩子在卧室里大声啼哭，冯敏的脸色苍白，眼圈是红的，她显然是刚刚哭过。王拓有点不知所措，他不知道冯敏握着扫帚想干什么。杨泊始终没有朝冯敏看一眼，杨泊把王拓推到沙发上坐下，说，没什么，我们喝点啤酒，啤酒这会儿肯定还凉着呢。杨泊拿来两个杯子斟满，自己先喝了半杯。他舔了舔嘴唇，说，果然还凉着，挺过瘾的。这时候孩子又哭起来了，王拓看了看冯敏，冯敏仍然握着扫帚站在那里。王拓说，今天就别喝了吧。杨泊说，为什么不喝？一会儿啤酒就不凉了。这时候冯敏僵立的身体动了一下，紧接着她把扫帚从门外扔进来，撞到杨泊的腿上。冯敏没有说话，她的眼睛里是一种到达极限的愤怒和怨恨。她张大了嘴，双唇颤动，似乎想哭又想喊叫。杨泊捡起扫帚，耸了耸肩说，女人就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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