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眼却几乎叫人无法忍受。譬如一个士兵走进一家商店，买一样小物件，站住了靠在柜台上，听人交谈，大概听不懂，但看来好像他听懂了，自己不吭一声，只是凝视着那个说话的人，然后又凝视那些倾听谈话的，而他的手则一直放在挂在他腰带上的长刀的柄上。这简直可恶，人们失去了闲谈的兴致，商店里的人离去，等到商店里空无一人时，这士兵才走人。如今只要这些士兵一出现，我们的生性活泼的民众也安安静静的了。当初的情况也是这样。上校像在所有隆重场合那样笔挺地站着并用那双向前伸出的手握着两根长竹竿。这是一个旧习俗，它大致是说：他这样支撑法律，法律这样支撑他。如今每个人都知道，在阳台上等待着他的将会是什么，可是人们却惯于一再重新受惊吓，当初那个被指定说话的人也不想开口说话，他已经站在上校对面，但后来他丧失了勇气，他又找到种种借口又挤回到人群中去了。往常也找不到愿意讲话的合适人选——倒是有几个不合适的人自告奋勇，这是一种大的困惑，人们向各色市民、知名的演说家派出使者。在整个这段时间里上校一动不动站在那儿，只是在呼吸时他的胸脯明显下陷。倒并不是他呼吸困难，他只不过是呼吸得极其清晰罢了，譬如就像青蛙那样呼吸，只不过就是青蛙总是那样呼吸，而此时这种呼吸就异乎寻常了。我从大人之间钻过去并从两个士兵之间的空隙久久地观察他，直到一个士兵用膝盖把我推开。在这期间，那个早先被指定发言的人敛一敛神，在两个市民的紧紧搀扶下他讲起话来。令人感动的是，在作这个严肃的、描述这场大灾难的演说的时候他总是微笑着，一种无比谦卑的微笑，它徒劳地竭力要在上校的脸上哪怕只引出那么一丝反光来。最后他陈述请求，我想，他只是请求免去一年的税款，但是也许也还请求低价出售皇家森林里的木材。然后他跟除上校、士兵们和几个官员以外的所有其他人一样深深一鞠躬并一直保持着这鞠躬的姿势。孩子觉得这滑稽可笑：在阳台边沿梯子上的人爬下几级梯子横木，好在这关键的间歇时间里不让人看到自己，并且只是不时好奇地紧贴着阳台地面窥探过去。这持续了一会儿，随后一个官员，一个矮个儿，走到上校跟前，试着踮起脚尖向他凑近上去，听到还一直除了深呼吸外一动不动的他对自己耳语了几句，一拍巴掌，所有的人应声直起了腰，这位官员当即宣布：“请求已被拒绝。你们走吧。”一种有目共睹的松了一口气的感觉在人群中弥漫开来，大家蜂拥着出去，对那位简直已经又变成和我们大家一样的人的上校，几乎没有什么人特别注意的了，我只看见，他确实精疲力尽地松开手中的竹竿，竹竿倒地，他躺倒在官员们搬来的一把靠背椅上并急忙把烟斗塞进嘴里。
整个这样的事件不是个别现象，普遍都是这样的情形。虽然有时会有小小的请求被满足的情况，但是随后就好像上校以有权势的私人身份擅自做了这件事，这简直还得——当然不是特意，但按气氛的需要——对政府保密。在我们的小城里上校的眼睛，就我们所能判断的来看，也是政府的眼睛嘛，但是这里是有区别的，这是一个完全探究不了的区别。
不过在重大事情上市民们总是一定会遭到拒绝的。而同样令人感到奇怪的是，人们在某种程度上没有这种拒绝还对付不过去，而且这种参观和接受拒绝完全不是什么形式上的事。人们一再精神抖擞、神情严肃地前去，然后又离开那儿，即使谈不上感到振奋和喜悦，但也决不是失望和厌倦。我无须向任何人打听这些事情，我像所有的人一样在自己内心感觉到这一点。连探询这些事情的内在联系的某种好奇心我都没有。
不过据我观察，有某个年龄段的人对此不满，这是一些大约在十七岁至二十岁之间的年轻人。是些年轻小伙子，他们不能远远地就预感到这个最不重要的想法的影响，一个革命的思想的影响力他们就更预感不到了。而不满情绪则恰恰在他们之中滋生。
[1] 本篇约写于1920年秋末，标题为布罗德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