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给费莉丝·鲍尔小姐
这是春季里一个最美好的星期天上午。格奥尔格·本德曼，一个年轻商人，正坐在二楼自己的房间里，他的住所是沿河一长溜构造简易的低矮房屋中的一座，这些房屋几乎只是在高度和颜色上有所区别。他刚给一个居住在国外的青年时代的朋友写完一封信，漫不经心地将信装进信封，然后双肘撑在书桌上，凝望窗外的小河、桥和对岸淡绿的小山冈。
他寻思着这位朋友如何由于不满自己在国内的前程，几年前简直可以说是逃亡到了俄国。现在他在彼得堡经营一家商店，开始时买卖兴旺，但之后很长时间生意似乎十分清淡，于是朋友回国的次数也越来越少，而且每次回来总要这样抱怨。他就这样在异国他乡惨淡经营。外国式的络腮胡子难以完全遮盖住他那张从孩提时代起我就熟悉的脸庞。他脸色蜡黄，看来好像得了什么病，而且，病情正在发展。据他说，他和那儿的侨民没有什么联系，和当地俄国人家庭也几乎没有什么来往并且准备就这样独身一辈子了。
对于这样一个显然已经误入歧途、令人惋惜而又让人爱莫能助的人，在信里该写些什么呢。或许应该劝他回国，把生计迁移到这儿来，恢复所有旧日亲友间的友好关系——这方面不存在什么障碍——此外还要信赖朋友们的帮助？然而这岂不就意味着，人们同时较委婉、因此也就更让人伤心地告诉他，他迄今的一切尝试都已经失败；他应该最终放弃这些尝试；他必须回来，让大家瞪着大眼瞧他这个回头的浪子；只有他的朋友们才明白一些事理，而他却是个老小孩，就是得听从事业有成的、留在国内的朋友们的话。而且他蒙受的所有这种种烦恼就一定会有什么意义吗？也许根本就没法劝说他回国——他自己说的，他已经不了解家乡的情况——所以，尽管如此，他还是留在他国异乡，虽然他会因这些建议而感到苦恼并因此而和朋友们更加疏远了一层。但是如果他真的听从了这个劝告，并在国内——当然不是由于别人有意，而是由于种种事实——受到压抑，如果他适应不了他的朋友们，而没有他们，自己又找不到头绪，如果他会羞愧难言，如果他现在确实没有家乡和朋友了，那么他如他现在这样留在外国，这对他来说岂不是更好？在这样的情况下还能设想他在国内确实会使事业有所进展吗？
鉴于这些原因，如果还想要和他继续保持通信联系，就不能像对一个即便是远在天涯的熟人那样毫无顾忌地把什么话都原原本本地告诉他。这位朋友已经三年多没回国了，并且很勉强地用俄国政治局势不稳来作解释，照此说法，一个小商人哪怕外出一小会儿都是不容许的，可是成千上万个俄罗斯人却安闲地在世界各地奔走。但是在这三年里，恰恰对于格奥尔格来说发生了许多变化。对于格奥尔格的母亲的去世的噩耗——母亲大约两年前去世，打那以后格奥尔格就和老父亲一起过日子——这位朋友分明还是听说了的，并在一封来信中表示了哀悼，但言词干巴，其原因恐怕只能是：身居异乡的他对此类悲痛已无法产生同感共鸣。不过自那时起格奥尔格便更加坚毅果敢地处理一切事务，也包括他的商务。也许母亲在世时父亲在经营上独断专行，阻碍了他真正按自己意志行事的能力；也许是自母亲去世后父亲虽然还在商行里工作，但已经比较淡泊，不再事必躬亲；也许是幸运的偶然事件起到了——甚至很可能是这样——重要得多的作用；但是，不管怎么说，在这两年里商行有了意想不到的发展，帮工不得不增加了一倍，营业额增加了五倍，往后的买卖无疑会更加兴隆。
可格奥尔格的这位朋友却对这种变化一无所知。先前，最后一次也许就在那封吊唁信里，他曾想劝说格奥尔格移居俄国，并详细阐述了格奥尔格在彼得堡设分号的前景。他所列举的数字同格奥尔格现在所经营的范围相比简直微不足道。可是格奥尔格一直不愿意把自己商业上的成就写信告诉这位朋友，假如他现在再回过头来这样做，这确实会让人觉得奇怪的。
所以格奥尔格在给这位朋友的信中始终仅限于写些无关紧要的、一如人们在安闲的星期天独自遐想时杂乱地堆积在记忆中的琐事。他不希望别的，只希望别扰乱了这位朋友的心绪，让他保持自己在出国后的长时间里所形成的、勉强接受了的对故乡的印象。于是，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格奥尔格在三封间隔相当长的信中，三次把一个无关紧要的男人和一个同样无关紧要的女人订婚的事告诉了他的朋友，直至后来这位朋友居然完全违背格奥尔格的本意，关注起这一奇特现象。
但是，格奥尔格却宁可在信中告诉他这类事情，而不愿承认自己在一个月前同一位名叫弗丽达·勃兰登菲尔德的富家小姐订了婚。他常常和自己的未婚妻谈到这位朋友以及他和这位朋友保持着的这种特殊的通信关系。“那么他根本不会来参加我们的婚礼了，”她说，“可是我有权认识你所有的朋友。”“我不想打扰他，”格奥尔格回答说，“正确理解我的意思，他可能会来，至少我认为他可能会来，但他会感到勉强，自尊心受到伤害，也许他会嫉妒我，并且一定会不满可又没有能力消除这种不满，于是又孤独地返回。孤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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